臧克家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新旧体诗都很擅长。同时也写小说和散文，对中国的古典诗词、文赋等也有很深的修养。他是山东省诸城县人，生于1905年(本网编辑注：臧老于2004年2月5日晚辞世)，他与毛泽东的接触，是从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开始的。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臧克家正在重庆。大约是9月22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次一共来了20多人。当时，臧克家问：“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

　　毛泽东听了，微微把脸一仰，眼光向上，说：“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

　　见了毛泽东以后，臧克家心里很激动，回来后即写了《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用“何嘉”的笔名，发表在9月9日的《新华日报》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臧克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后来又出任《诗刊》杂志的主编。毛泽东听到《诗刊》将创刊，邀臧克家去谈诗。随后就说：“最近写了一些东西，《文汇报》向我要，正在考虑。”

　　臧克家一听，觉得如能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岂不是一件大美事？于是，他便恳切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就给《诗刊》发表吧。”

　　毛泽东一时未作回答，只是抬头仰望了一下，似乎在作决定，然后才说：“好吧，就给你们。”

　　这一下，臧克家可真乐坏了。这时，他又想到了纸张问题。于是，他就向毛泽东说：“《诗刊》只印1万份，太少呀！”“你看印多少？”“5万份。”“好，我答应你们印5万份。”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接着他们又谈论诗。

　　毛泽东说：“我常用小令一类词牌子写点词，像工具，用熟了。”随后他又说：“他们给我弄了一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

　　对于李攀龙，臧克家略知一点情况，作品却没读过，而且毛泽东说话的湖南口音很重，作为山东人的臧克家，听起来尤其费力，总听不清楚，他连问了两三遍，才明白说的是李攀龙。

　　在谈话中，毛泽东也谈到了李白和杜甫。后来臧克家回忆说：“比较起来，毛主席更欣赏李白，但对杜甫还是肯定的。”

　　当时，毛泽东还欣悦地对臧克家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那篇《咏雪》的文章，我看过了。”

　　这次谈话共进行了两小时之久，当臧克家离开时，毛泽东还特意把他送出了客厅的大门，在举手道别时还说：“把你的作品送给我一份呵！”

　　与毛泽东谈话后，臧克家即向文艺界负责人作了汇报，并与《诗刊》社的同仁进行了商量，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附上一些传抄的诗词，请毛泽东订正。

　　毛泽东接到信后，不久就给他们写了回信，并对所附的诗词改正了几个错字。他在信上说：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体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1月12日

　　臧克家及《诗刊》同仁收到毛泽东的诗词和信以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整个《诗刊》社都沸腾了。

　　就在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大约3时左右，臧克家正在《诗刊》社，忽然接到电话，毛泽东要他和袁水拍当天晚上到勤政殿去一下。

　　当天晚上，臧克家与袁水拍兴冲冲地来到勤政殿，毛泽东便饶有兴趣地与他们谈开了。话题自然先从《诗刊》的创刊开始，然后谈到民歌，民歌中又从四言谈到七言。因为臧克家与袁水拍都以写新诗为主，并都以写新诗出名，所以很自然的又谈到新诗。

　　“太散漫，”一谈到新诗，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

　　臧克家听了，马上意识到，这与鲁迅对新诗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跟自己一贯对新诗的看法与创作实践相符合，因而显得特别兴奋。后来还特意以《精炼·大体整齐·押韵》为题，写了一篇文章。

　　这次谈话除了谈诗，也谈到“双百”方针。当结束时，毛泽东把臧克家与袁水拍一直送到勤政殿的大门口。前些天刚下过雪，屋外还是白雪覆盖的世界，但臧克家与袁水拍的心还是热呼呼的。

　　与毛泽东的谈话是结束了，但臧克家对这次谈话的情景却难以忘怀，令他激动，同年的1月21日，他写了《在毛主席那里作客》一诗。

　　不久，毛泽东的18首诗词，就在1957年《诗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但是，臧克家对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一句词总觉费解，一次，他在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就直率地问道：“‘原驰腊象’的‘腊’字应该怎么讲？”

　　“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说：“如果作‘蜡’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与上面的‘银蛇’映对。”

　　1961年11月4日，臧克家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明年一月内我看得抽出一个小时，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

　　臧克家读了信，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便静候毛泽东的通知。也许他的盼望太热切，他既没有接到信，又没接到电话。

　　毛泽东工作实在太忙，约谈一拖再拖，电话铃始终未能传来如愿的消息，直到这一年的毛泽东生日———12月26日，臧克家才又收到了毛泽东写来的一封信：

　　克家同志：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

　　撰安！

　　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臧克家接读了毛泽东的信，感到毛泽东工作繁忙，且措辞又委婉客气，自己再写信催问，实在讲不过去，于是就没有再写信了，只是盼望电话铃声的响起。这种盼望心情却使他写成了一首诗，题目是《信》，全诗如下：

　　每次您的来信到手，

　　快乐把人抛上半天，

　　等到心潮稍稍平息，

　　快乐忽然又变成不安！

　　您心里罗列着大计万端，

　　还留得一角叫谈诗侵占；

　　我会舒心地静静等待，

　　等待那电话特别铃声的召唤。

　　不久，臧克家所热切盼望的电话铃声果然响起，他喜出望外，立刻兴冲冲地坐上来接他的轿车，与郭沫若一起，到毛泽东那儿谈起诗来。原来，毛泽东也读过一些新诗，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等人的诗都读过。但他终究欢喜旧体诗词。所以，那次谈话的话题似乎仍以旧诗为多。

　　1962年5月12日，毛泽东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前面还有毛泽东亲自写的一篇小序，序中说：“这六首词，于1929—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臧克家看了，便把前面的一个“于”字勾掉了，并把自己的修改意见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臧克家的修改意见，非常高兴，他在1962年给臧克家的一封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臧克家就继续细心阅读毛泽东的诗词，并及时写信提出他的修改意见。毛泽东看了臧克家的信和修改意见，感到合理的，都予采纳，然后又回信给臧克家说，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

　　臧克家每次读到毛泽东的来信，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他给毛泽东的诗词提了那么多意见，本来已觉有些冒昧，自悔孟浪，但毛泽东在来信中非但没有丝毫的不愉快，反而感谢他，并尽量采纳他的意见进行修改，这种虚怀若谷的大度精神，又一次深深地感动着他，使他久久不能平静……

　　1963年底，《毛泽东诗词》即将出版，臧克家想请毛泽东为《诗刊》题几句词，好与转载的毛泽东未发表过的诗词一同在1964年1月号刊出。这时，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回电给臧克家说：“罗荣桓同志刚逝世，主席情绪不好，不愿意写字。”于是就搁下了。

　　1964年元旦，在《毛泽东诗词》出版之前，毛泽东亲自开列了一些人的名单，请他们提提意见。其中有朱德、邓小平、彭真等，诗人则有郭沫若、臧克家、冯至、袁水拍、何其芳、葛洛等。

　　臧克家在征求意见会上，对毛泽东的诗词提了23条意见，请田家英转告毛泽东；而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前，采纳了臧克家的13条意见。据臧克家告诉笔者，在他任《诗刊》主编时，毛泽东共给他和《诗刊》其他负责人写过7封信。

　　臧克家是真心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去世后，他曾写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笔者问他最喜欢哪些人的诗，他回答说：“除了苏轼等人以外，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去世以后，臧克家还曾写过不少哀悼和追念的诗。

　　毛泽东爱好书法，喜欢抄录古人诗词作为休息，曾抄录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开篇32行。但原件没有署款和题名，有关工作人员便想请臧克家补个题跋。臧克家接信后，欣然应诺，并说：“过去有人说毛主席不大重视爱情诗，这不是例证么？”

　　此外，在毛泽东去世后，臧克家还撰有《毛泽东诗词讲解》，主编过《毛泽东诗词鉴赏》。

　　孙琴安、李师贞著《毛泽东与文化名人》、岳洪治缩编，原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