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炒作“必读书目”、跟风“不必读书目”现象背后，隐含着一个“学生阅读”不能不正视的问题：行政权威和商业利益的深刻介入正有力地改变社会的阅读风尚
●建制化的文学经典，透过政府出版和审定的文学或语文教材确立了它的权威性与“强迫性”。与建制化的文学经典相辅相成的由市场出版、发行和销售的各类诗文集、作品选本和名著丛书，构成了建制化经典坚实的底座
●由体制派生出来的日趋固化了的“经典”和“经典化”阅读能够吸引广大学生吗？倘若在人们的阅读生活中还需要“经典”，那应该是“活的经典”，而不是“死的经典”
前段时间，围绕着“中学语文新课标”的“必读书目”有过一场颇为激烈的讨论，一方面是专家学者、老师家长对“必读书目”哪些该入选哪些不该入选议论纷纷；另一方面则是多家出版社包装出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纷纷标榜自己的权威性，甚至不惜互相攻讦。
后者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抢占市场。这场讨论最终迫使教育部公开出来表态，说“中学语文新课标”中“关于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建议”，“是开放的，是举例性的，不是强制的、限定的，因此不存在‘必读书目’的问题”；进而指出，“有的出版社盗用教育部名义，在一些作品上打上了‘语文课标必读丛书’的字样，是其从经济利益出发，蓄意误导公众和广大师生的行为。对此，教育部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随着教育部的一纸令下，虽然书店里还是能看见不少打着“语文课标必读丛书”旗号的书籍，但关于“必读书目”的讨论却渐渐平息下来。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日前文汇报报道，坊间又冒出了一个“中学生不必读书目”。从“必读”到“不必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后来者是想搭“顺风车”，借前段时间书目大讨论的余热占领市场。连出版社选题策划人也不否认用“不必读”这个名称，有制造“噱头”之嫌。
不过，抛开赤裸裸的市场目的，无论是炒作“必读书目”，还是跟风“不必读书目”，现象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学生阅读”不能不正视的问题。那就是行政权威和商业利益的深刻介入正有力地改变社会的阅读风尚：一方面是建制化的文学经典，透过政府出版和审定的文学或语文教材确立了它的权威性与“强迫性”，学生和作为学生家长的社会大众如果进入到这个教育系统中就别无选择；另一方面是与建制化的文学经典相辅相成的由市场出版、发行和销售的各类诗文集、作品选本和名著丛书，它们构成了建制化经典坚实的底座，学校的教材必定从这些作品中挑选，而这些作品也通过与建制化经典的互动加强自身的“经典性”。
尽管教育部强调“中学语文新课标”中“关于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建议”“是开放的，是举例性的，不是强制的、限定的”，但由于“新课标”本身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这个“举例”的书目依然具有强烈的导向性，很多学校还是根据这个书目来规定学生的课外阅读。譬如我家的小外甥女按照学校的要求，在寒假中要读鲁迅的《朝花夕拾》和冰心的《繁星·春水》，其依据很显然就是来自“新课标”的这个书目。
而且“新课标”的书目虽说是“举例性的”，但举这个例而不举那个例本身就大有讲究。正像有的专家学者指出的，支撑这些例子的是一整套对经典的理解，但这套对经典的理解却未必符合学生阅读的实际与需要。如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是“鲁郭茅、巴老曹”，一个都不能少，却完全不考虑这些作品是否适合中学生阅读；当代文学作品突出“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但熟悉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奖只授予长篇小说，而获奖作品并不一定能代表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外国文学经典则基本不收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如此等等。
正因为原来所谓的“必读书目”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所以后来的“中学生不必读书目”就反其道而行之，四十二种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鼠疫》、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格拉斯的《铁皮鼓》和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等；占更大比例的则是当代文学作品和时下流行的读物，如余华的《活着》、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档案》以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悟空传》、《向左走，向右走》和《蛋白质女孩》等。
问题不在于评价这套书目的好坏——这些书中的确有不少根本就不值一读，另一些则不太适合中学生阅读——而在于它以相当触目的方式，提醒人们关注中学生所身处的未免有些混乱的“阅读”环境：传统的经典备受冷落，快餐式的产品大行其道；精神价值逐渐失落，欲望符号大肆流行……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需要重新恢复“经典”的魅力，那就必须思考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学生如何阅读经典？老师又如何传授经典？由体制派生出来的日趋固化了的“经典”和“经典化”阅读能够吸引广大学生吗？可以和广大学生纷繁的生活世界构成对话关系吗？倘若在人们的阅读生活中还需要“经典”，那应该是“活的经典”，而不是“死的经典”。所谓“活的经典”，就是可以把当代生活和当代经验放到阅读经典的过程中，唤醒人们与自我、自然和世界的对话的能力。
如何把“死的经典”转化为“活的经典”，这其实是一个比开列“必读”或“不必读”书目重要、严肃和迫切得多的议题。
来源：上海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