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参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的一位负责人最近在回忆“国坝”的建设过程时，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反对这项建设的人！这位负责人透露，当年一些反对者提出了许多疑问：江水泥沙量过大怎么办？移民太多怎么办？生态环境遭破坏怎么办……此后，建设者们针对这些疑问反覆论证，寻找对策，从而消除了种种可能出现的隐患。

　　反对者的贡献最大，这似乎是一个出人意外的结论，因为持反对意见的人在一个群体中，在一个机构、部门里，一般都不是太受欢迎的角色。像我等杂文爱好者，逆向思维活跃，怪异想法迭出，假若对远在天边的某人某事表达义愤也就罢了，对近在眼前的事说三道四，开明的领导一开始可能还认为你有个性，反对的意见提多了就要怀疑你有毛病，再多下去就要将你归于反动之列，打入另册，不予理睬。如果领导不开明，那么反对者就等着穿小鞋，等着被排挤受报复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反覆论证，并寻求对策的建设者，他们对工程建设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反对者往往不过是有先见之明、实说之勇，建设者则更要有求真之智、务实之功。而决策者不以领导自居，不以权威自恃，不以个人好恶自决，虚怀若谷、广开言路、从善如流，其贡献更是“最大”。因为，赞成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最后都汇总在决策者那儿，他们拍板敲定才有可能付诸实施。

　　想起一个县官和一个权威的笑话。古代有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个人说四七二十七，另一个人就纠正他，说四七二十八。说四七二十七的人不服，坚持说四七二十七；另一个人也不服，一定要他承认四七二十八。两个人争执不下，官司打到县令那里。县令听罢，就作出判决：对坚持说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释放，对坚持说四七二十八的打屁股几十大板。事后有人大惑不解，县令答道：那人胡涂到四七二十七的程度了，可是这个人还要和他没完没了地争执，和胡涂人争论就是更胡涂，不打他打谁？

　　也是古时候，也有两个人激烈争论，一个说《水浒传》上的好汉黑旋风名叫李达，另一个说好汉名叫李逵，两人打赌二十元钱。官司打到一个权威那里，权威判定：好汉就叫李达，说李逵者输二十元钱给人家，事后“李逵”派不服，找权威评理，权威答：“你不过损失二十元钱，而那小子呢，我们害了他一辈子！他从此认定那好汉就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现实生活中，许多的事情不会像四七二十八还是二十七那么简单，不会像李逵还是李达那样一目了然，譬如说三峡水利工程好，它就涉及到生态环境会不会遭到破坏、大量移民如何妥善安置等等一系列现实性、前瞻性的问题，对这些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能够不争论么？能够等着看笑话吗？也许对谬论的认同是对谬论的最大惩罚，然而这种惩罚最后不仅是针对谬论的，还会殃民祸国，贻害子孙，我们怎能像那个“县官”、“权威”那样颠倒黑白、伤害良知、践踏公正？

　　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或专家在行使决策权的时候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决策正确、科学是政府和人民之福，反之，是政府和人民之祸。而决策的正确、科学，往往不取决于领导(专家)自身的能力、水平有多高，不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有多认真，关键要看他们的作风是否民主，能否听得进不同意见。领导、专家的作风是否民主又从哪里看得出来呢？首先要看一个机构或部门里有没有不同的声音，是有话大家说还是一人说了算；其次要看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生存状态是生动活泼的还是郁郁寡欢的，不同意见的生态最能检验一个机构或部门的民主氛围，最能显示机构或部门领导的民主意识。

　　其实，杂文的生态也当作如是观，没有开放的时代、宽松的环境，哪里会有今天杂文的勃兴和时评的“疯狂”生长呢？这是题外话了。

　　来源：大公报 作者：周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