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国学大师。其长兄张崧年，是我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张家一门出了两位哲学家、思想家，这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

　　这次采访是在二○○三年初进行的。今天，特别刊发此文，以悼念张岱年先生

　　(记者)问：您家出了两位国学大师，这在中国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张岱年：这不是绝无仅有。钱钟书先生和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就都是很有名望的学者。

　　我和我的长兄张崧年(字申府)都先后从事了哲学研究，这和我的家庭有一定的关系。我父亲张濂是清末的进士，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们自幼都喜读书。申府是我的长兄，比我大16岁，我上小学时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北京大学)，并在北大留校任教。幼年时我随母亲在乡间居住，申府则随父亲住在北京。后来母亲病逝，我们兄弟姐妹就都到北京了，当时申府也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大家庭内，他每天早出晚归，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边忙什么，实际上他当时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的建党活动。二三十年代他先后在清华、北大、北师大讲授西方哲学史、逻辑等课程，蜚声学术界。申府青年时期喜好数学，后来又对数理逻辑感兴趣，由于研习逻辑，进而又探究哲学，对于罗素(英国哲学家)、穆尔(英国哲学家)的新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钻研较深，20年代初期，申府就以介绍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哲学思想而知名，他是第一个将罗素的哲学引入中国的。他是周恩来、朱德同志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抗战爆发后，他为民主救亡运动奔走呼号，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一二·九”游行运动的总指挥，并因此被捕入狱，后经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他是一个学者思想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要说有点成绩那也是我勤于思考和多看书的结果。

　　问：在别人眼里您小时候有什么与众不同吗？

　　张岱年：没有。我跟一般人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小时候我在村中学塾读书，那时要背《三字经》、《论语》、《孟子》等，我背书也不是很快，也不显得特别聪明。只是有一次，上高中二年级时，老师让每人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评韩》(批评韩非)，国文老师阅后非常赞赏，并在班里表扬说“张岱年的文章够大学三年级的水平了”，并把它推荐刊登在了《师大附中月刊》上。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做个好人，奋发向上，勉励我“人贵自立、民生在勤”。小时候我也很少玩耍，别人都下棋啊什么的，我连棋也不喜欢下，只喜欢读书和思考。我一生都是这样，只喜读书和思考，别无它好，只觉唯有读书思考是最快乐的事情。

　　问：有文章写您“思考哲学问题，常至废寝忘食”，是这样吗？

　　张岱年：(听后不住地点头)是这样，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就这样，如果有问题没想清楚或是没有想出答案来，就会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当然不是天天废寝忘食，只是偶尔如此，天天废寝忘食，人怎么受得了(先生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问：那时候都想些什么问题呢？

　　张岱年：那时候常常想一些有关宇宙人生的重大问题，比如：关于宇宙是怎么回事，人生有什么理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等等，我都要反复想。所谓“思天地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归趋”，并且一直保持了勤于思考的好习惯，直到现在我每天还都要想问题，而且还要反复思考。

　　问：您少年时期就思考这么深奥的哲学问题，是不是和申府先生的影响有关？

　　张岱年：对，有关系。不过他其实并不希望我研究哲学，因为哲学太难了。可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想问题，对宇宙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我还是学了哲学。上初二时我就开始对史学、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青年时期在吾兄申府的影响、启迪下我看了许多西方近代哲学著作；后来也是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来结识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以及冯友兰先生，也都是吾兄申府介绍的。在我钻研哲学的过程中，吾兄申府对我帮助、指引很多。

　　-《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岱年先生的代表作，完稿时年仅27岁。这部著作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度再版。

　　问：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

　　张岱年：我写了很多书，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那本《中国哲学大纲》，学术界和朋友们都认为那本书对于中国哲学有贡献。其实我自己最注重的还是我对哲学的思考和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自己最喜欢三十几岁时写的《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和《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这两篇文章，它们最能体现我的哲学思想。

　　问：您是怎么决定要写《中国哲学大纲》的？

　　张岱年：那是三十年代中期，我二十几岁，我发现当时只有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没有中国哲学问题的著作，所以我就想写一本以问问题的方式来讲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书，也就是以问题为纲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其他人都是按历史顺序来讲述历代哲学家的思想，是按历史来讲，是一般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而我是按问题来讲，把哲学问题加以条分缕析，把古代中国哲学作为整体，按照不同的哲学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阐述(这与西方的导论形式很接近)。大约1934年秋天开始动笔，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于1936年夏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约五十万字。当时冯友兰先生将书稿介绍给了商务印书馆，此书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本几十万字的专著，后来再写的就只有一二十万字了。

　　问：您二十几岁就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期间遇到过困难吗？

　　张岱年：我二十几岁时比较用功，读了很多书，中文的、英文的，也思考了很多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写这本书也没觉得很困难。

　　问：除了申府先生，还有谁对您有较大的影响？

　　张岱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有王夫之(王船山)，他的很多哲学思想我很赞同，他是唯物论思想，同时他的辩证思想也很丰富。他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对我很有启发。另外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我在思想方法上受到他的影响。他非常强调逻辑推论，每一个概念、命题他都把理由讲得很清楚，不是随便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明确的意义，都有充足的理由，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西方哲学认为哲学就是爱智慧，即追求智慧。哲学的西文原意是philosophy，“philo”是“爱”，“sophy”是“智慧”。哲学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解答。

　　问：哲学家给人的印象总是强调辩证，总是强调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此说来是不是哲学家要比常人多一些智慧？

　　张岱年：实际上哲学是一个译名，它的西文原意是爱智慧的意思，即哲学就是追求智慧之学，哲学家都是研究智慧的。但哲学家主要是理论修养、理论研究比较多，是不是智慧比常人多这很难说。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哲学家的智慧还可能不如一般人。

　　问：智慧感觉起来挺抽象的，您是国学大师，您认为什么是智慧？国学中最具智慧的是什么？

　　张岱年：简单地说智慧就是对于规律的认识，包括社会规律、自然规律，对社会规律、自然规律的认识就是智慧。国学中最具智慧的是先秦诸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孔子、孟子、庄子。孟子、庄子的思想里有许多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它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认识，也即是对真理的认识。最经典的就是《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问：您经历过很多事情，哪一件事您觉得自己处理得很有智慧，非常满意？

　　张岱年：我经历过很多事情，但处理的结果我都不满意，很缺乏智慧。因为处理得都很不高明，因此也就没有非常满意的。比如说，1957年我就响应号召，对哲学系和教研室的某些工作作风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意见。我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但让一些老教授三番五次地做检查，未免伤了他们的感情；还有我认为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术达到了高度繁荣，涌现出各家思想等等，没想到后来却因此遭到批判，说我反对思想改造，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由此剥夺了我教学的权利，把我打成了右派，直到五年以后才摘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仍被称为摘帽右派，一直到1979年才宣布是错划的。它对知识分子是一种摧残，对我研究学问有很大的影响，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早知如此我就不该提那些意见了，我本来可以不发言。所以我认为处理得很不高明，很缺乏智慧，教训深刻。

　　问：同样是遭受坎坷、历尽磨难，但我却发现哲学家都比较长寿。您的长寿与您研究哲学有关吗？

　　张岱年：长寿是不是与学哲学有关我不太清楚，不一定有关，这很难说。不过确实有许多中国、外国的哲学家都很长寿。比如英国的哲学家罗素享年九十九岁；美国的杜威先生九十五岁；冯友兰先生九十五岁；我的长兄张申府也活了九十三岁；金岳霖先生八十九岁(哲学家、逻辑学家)。这跟他们的境界有关系，哲学家的心胸比较宽广，看问题深远，凡事想得开，有一定的思想高度。他们能够站在宇宙的、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一般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为小事所羁。

　　当年冯友兰先生在牛棚时，尽管每天睡在用稻草铺的所谓的床上，但仍然乐观豁达，他每顿可以吃两个窝头，身体很好；而另一个年轻的学者就吃不下饭，身体就不好。这与人的精神世界、思想境界很有关系。那时候冯先生的夫人每天早晨都会在牛棚外面等着他，哦，看到他出来了就放心地回去了。每次都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等，后来大家开玩笑说那是望夫石。那段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另外，人们还有一种概念是吃素的人容易长寿，这只是一种说法吧。

　　问：你的夫人是冯友兰先生的堂妹，并且是由冯先生亲自介绍的，这是否意味着冯先生对您才学的首肯与赏识？您知道他喜欢您什么吗？

　　张岱年：冯先生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应该说是我的前辈，比我大十几岁。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后，我写了几篇书评，冯先生认为我写得很好，很了解他的思想，理解得比较深刻；又因为我当时已经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因此冯先生对我的学智是肯定的。当时冯先生亲自做媒，我心里很高兴。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我赞成他的观点，但在哲学思想上我不赞成他的观点。

　　问：那有没有跟他辩论？

　　张岱年：没有，学术上是百家齐放，思想自由的。

　　-《易传》一方面讲厚德载物，一方面讲自强不息……我认为这两种思想：坚强的意志、宽容的态度在中国文化里面起了主导作用，是一种健康的正确的思想。

　　问：您刚才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国学中最精华的部分，您也常以此给别人题词，你对这两句话怎么理解？

　　张岱年：厚德载物是一种宽容的思想，对不同意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对思想、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自强不息是对生命的体会，人的生命就是努力前进、奋发向上。因此《易传》一方面讲厚德载物，一方面讲自强不息，就是表示人要有坚强的意志，同时又要有宽容的态度。我认为这两种思想：坚强的意志、宽容的态度在中国文化里面起了主导作用，是一种健康的正确的思想。在历史上，当中华民族受到外来侵略时，一定是反抗而绝不是屈服，它有一种坚定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中国文化的又一特点是比较宽容、博大，像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都被中国文化所接纳。历史上犹太人在世界上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到处受排斥，可是它到了中国就融合进了中国文化，融合到了我们的民族之中。

　　来源：北京青年报 文/梅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