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21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香港过渡期内及回归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了准确判断。“我们在今天重温他的这些思想，对做好当前的香港工作，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陈佐洱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对如何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邓小平集中全党的智慧，尊重历史和现实，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一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实践中。

　　陈佐洱回忆说，在邓小平的亲自关心下，中央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要坚持两个原则：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不能再晚；二是收回香港以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以后，邓小平亲自做了大量调查研究，陆续请香港各界社团和有代表性的人士来京面谈，并派工作小组到香港实地了解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经过外交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中国人民长久以来收回香港的愿望。

　　香港问题的解决，极大地推进了澳门回归的进程。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收回澳门。至此，在“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导下，港澳的前途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陈佐洱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和国家理论之一，是一个伟大创举。这一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写进了中共十五大报告；作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指导思想，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作为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香港回归祖国7年、澳门回归祖国近5年来，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已从伟大构想变为生动现实。

　　陈佐洱认为，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理论是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他指出：“邓小平还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香港过渡期内及回归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的准确判断，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指明了方向。”他引述说，关于香港的高度自治，邓小平主张，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但不能完全排斥中央的干预，中央的干预是必要的、不可少的，特别行政区可能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发生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如果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关于香港的民主发展，邓小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指出，普选只是民主的形式而非真的民主，香港需要符合实际、循序渐进的民主，如果没有把握普选产生爱国爱港的人，则香港根本不符合普选的条件。“我们在今天重温小平同志这些思想，对做好当前的香港工作，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陈佐洱说。他指出，港澳回归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才能妥善处理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能实现港澳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来源：新华网，记者李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