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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于长江

　　说到方言，有些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说方言到底算不算一种“土”的标志，这个问题是不能简单回答的。想想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广东话的那种飞黄腾达的地位，就不好以“土”不“土”来评价方言了。

　　谁也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后，粤语歌一度成为中国亿万青年的“心声”，最早大约是从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主题歌开始，随后是大量香港歌星的感召，广东话居然成为一种特有的“音乐语言”！

　　一时间，全国人民心荡神摇，原来被贬为“嘎嘎”的粤语，怎么听怎么“来劲”，似乎突然觉得人类的很多微妙复杂的情感，只有用广东话才能“到位”。多少怀着歌星梦想的青年，拿着粤语磁带，苦练广东话，在各种聚会或卡拉OK上能高歌一曲粤语歌，颇能惹人青睐，人气立即攀升。

　　究其理性原因，当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是最“先进”的地方，香港成为发达和财富的象征，广东、深圳、海南是大陆现代化的前沿和希望，无数仁人志士“下海”一搏的首选……在这种强大的话语霸权暗示下，越来越多的北方人，悄然地在口语中掺进广东口音，比如本来能分清平卷舌的人，硬是改换门庭，把“是不是”说成“四不四”，本来圆滑流畅的口语，一定要变成一字一顿、口型夸张的广东普通话……那几年，普通话在广东话面前，颇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

　　如果反思一下，古代广东曾经是中国的边陲，甚至是犯错的官员的贬谪之地，那里的语言，被诬称为“蛮语”，当时谁会想到，这种语言，居然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时过境迁，今天广东话的辉煌似乎有点过去。人们在方言上，常常是“势利眼”，随便看看中国喜剧、小品语言的走向，就不难看透人们对语言的态度了。早年，说相声多用天津、唐山话逗乐，但90年代后，东北话小品崛起，变成今天小品和闹剧的专用语。这种殊荣，恰逢过去20年东北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从引以为自豪的全国最大的工农业基地，蜕变为需要“扶持”、“振兴”的“老区”……所以尽管小品闹剧横行天下，叫人乐不可支，但很少有人学说东北话，学了也是为了搞笑，没有广东话那种严肃性。因为东北昂首挺胸的气势已成过眼烟云，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东北人的形象，也从豪放热情、刚健质朴的“建设者”，变成自嘲自讽装傻充愣的“活宝”角色了。

　　看来经济总是基础，没有发达的经济，方言也就只能当笑话。

　　深刻理解这种方言的兴替处境，便于深入探讨方言的本质。方言本来没有优劣之分，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只要有条件获得开发，都会产生惊人的文化力量，但人们通常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到方言的丰富的内涵，仅仅根据语言之外的东西——比如经济发展等来衡量语言，这种肤浅的认识，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仅仅因为一时一地的“发达”之类的考量，而丢弃了或破坏了种种重要的文化价值。

　　没有一种宏大文明，是悬在半空的。听一听大不列颠的苏格兰的风笛，看一看俄罗斯的哥萨克军刀舞，美利坚合众国的乡村音乐……这些气势恢宏的帝国文化，都是构筑在扎扎实实的民间习俗的“基石”上。

　　方言，不仅是语言，它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激励和竞争，就是我们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机制。方言背后，蕴含着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精髓，所以，保护方言，是保护文化，也就是捍卫文明。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