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0周年。10年来，花冈劳工诉讼案、山西“慰安妇”诉讼案、平顶山屠杀幸存者诉讼等20多件民间索赔诉讼，还没有一起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在日本提起诉讼，现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大，接着打下去恐怕会走进死胡同。我们考虑可以把民间对日索赔官司拿到国内来打，把日本告上中国法庭。”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在接受采访时说。

　　民间对日索赔漫漫路

　　1990年，童增受一则《欧洲重提“战争赔偿”》的消息启发，率先提出并发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他援引《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充分论证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日战争索赔的全新概念。他根据国际惯例，比照其他一些国家的赔偿数额计算出：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约3000亿美元。他指出，1972年我国政府宣布放弃的是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而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任何时候都没有宣布放弃，并明确地提出应当允许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此后的10多年里，他在媒体发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到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索赔函，呼吁日本对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进行赔偿；他对全国各地寄来的上万封信件进行登记、回复；接待许多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及家属，听他们哭诉日军侵华的血泪史，和他们一道探讨对日索赔的路子；一次又一次地支持这些老人们走上日本法庭……经过不懈努力，民间索赔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民间对日索赔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意识到自己有“讨回公道”的权利。在小野寺利孝、尾山宏等日本友人的协助下，从1994年到2004年底，童增等人早期帮助中国大陆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起诉的索赔诉讼累计有25件之多。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奠基人”。

　　在日诉讼屡屡受挫

　　对日诉讼至今没有一件获得真正的胜利，分析其屡屡受挫的原因，童增认为：

　　首先，在军国主义思潮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对二战时期所犯战争罪行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在对待侵华历史上不道歉、不赔偿、不认账的态度，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官司在日本法庭上很难获得公正的判决。

　　其次，中国民间的对日诉讼都是在日本开庭，原告在地点、法律体系上都没有优势。

　　第三，由于对日索赔是民间自发性的，不可能从政治、外交等方面给对方更大的压力，日本政府和企业没有从思想上对中国民间索赔予以重视。

　　第四，目前的索赔诉讼完全是个人行为，还未成立相关的索赔组织，许多帮助战争受害者打索赔官司的中国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多是在孤军奋战，这必然会受到很大局限，一些工作不能公开进行，广大受害者投诉无门，这给官司的调查取证造成很大困难。

　　第五，目前要求索赔的受害者主要是老百姓，他们生活艰辛，没有太多的费用来从事索赔。目前对日索赔的诉讼费用，都靠国内志愿者和日本友人私人垫付，资金和人力严重匮乏。

　　“这些都是民间对日索赔活动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童增说，“日本政府显然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打一场持久战。它知道中国原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数会越来越少”。最近，“山西慰安妇诉讼”二审时，日本法院通知中方律师不得在对日索赔诉讼中担当辅佐人，这表明日本方面开始对中国的民间索赔采取强硬的姿态，要想在日本赢得官司，目前看不到任何希望。

　　把日本告上中国法庭

　　童增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尽快把民间对日索赔官司拿到中国来打，让日本政府和企业对那些健在的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经过十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把对日民间索赔的官司搬回国内打，从理论上讲，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首先，就司法管辖权而言，当年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地点就在中国，更何况，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遗弃的毒气弹仍在危害中国人的生命。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属地裁定的权利。现在缺少的就是中国法院对此类案件做出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

　　其次，根据国际法原则，二战期间的战争受害者，个人追讨战争侵害赔偿不受时效的限制。德国在二战四五十年后都一直在向犹太人提供赔偿。因此，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并非像一些日本右翼人士所说已经错过诉讼时限。另外，日本也有法律规定，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权利才能起诉，如果不知道权利，诉讼时效就应该中止计算。

　　第三，二战受害者在大陆、香港、美国和日本等地向日本政府全面提起索赔诉讼。在上海和天津法院里，中威船案和北方船案已立案审理；2004年11月2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学者松村俊夫等侵害名誉权案，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国内诉讼已然破冰，这无疑有利于把中日战争的遗留问题纳入我国的司法框架内加以解决。

　　当然，在国内诉讼并非一帆风顺：我国司法并非完全独立的系统，这样的司法审判对日本人来说有说服力吗？会不会反而成为日本右翼分子攻击的借口？我国法院也不可能到日本去搞执行，那么审判又有什么实际效果？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童增说，不管执行如何，赢得官司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只要努力去做，索赔就有成功的希望。更重要的意义是：用铁证教育后人，不忘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用不懈的努力证明日本军国主义不向世界人民低头认罪的事实！(据新华每日电讯；朱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