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十二五’的减排难度将更大”,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认为,节能和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都是开始工作容易做,后来越来越难。
据麦肯锡公司的有关报告测算:在所要采取的减排和环保技术中,“十一五”期间附加投资约1.5万亿元人民币,“十二五”期间需1.9万亿元人民币到3.4万亿元人民币。
正因为如此,国际能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说,为了应对能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挑战,“我认为中国下个5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人最能感受到中国完成减排目标的挑战和不易。10月初参加天津气候谈判的玻利维亚驻联合国大使巴勃罗·索隆日告诉记者,他曾询问许多发达国家代表对中国减排目标的看法,“你们反对这个目标吗?还要中国做得更多吗?他们中许多人都告诉我,‘不,已经很好’。”
必须付出的努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别无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路狂奔,也付出了相当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说,发达国家工业化200多年遇到的环境问题是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这些国家长时期遭遇的问题在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因此,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呈现复合性、综合性、压缩性的特点。改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
而国际上,后危机时代的普遍特点是“低碳经济”争夺战硝烟弥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正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能源、产业、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一场低碳经济的争夺战正逼近中国。
何建坤认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必然导致低碳技术快速发展,它会成为今后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和技术竞争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加强技术创新,这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因此,制定单位GDP减排目标是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协调近期与长远,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决策。
有关专家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同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控制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压力,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即便如此,中国也绝对不会像发达国家那样,人均GDP达到了4万美元才出现(排放)峰值”,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中国从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就开始采取措施,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
“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高耗能产业比重大,因此我们必须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从粗放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杜祥琬说,“这既是中国自身的内在需求,也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负责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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