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欢：国家亟需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标准(2)

　　可建立第三方检测机制

　　中国能源报：您讲了基金会起到桥梁作用，基金要发挥出更大作用，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工作？

　　陈欢：基金是一个创新的机制，它的大政方针、贷款规划和资金使用都需要经过理事会审核。理事会的七个成员部委是我们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非常重要的一些部门。七个部委要是能支持基金做一些试点研究项目，这种信号对于资金放大、吸引社会资金会起到助推作用。

　　对于基金来讲，开展工作时不会遇到特殊的难题或者挑战。我们希望企业能建立一套能耗的台账。企业年均耗能是多少应该有个比较科学的数据统计、比较完善的标准。现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的能耗标准都不完善，有的地方和行业甚至完全没有规范。

　　基金支持企业，碳排放能减少多少？量化指标科学不科学？这些都是挑战。因为很多企业历史上没有统计，有的企业没有专门的统计人员，或者缺少规范，统计得比较粗。例如，企业每天的碳排放肯定是有变化的，而有的企业一年能耗数据，每天记录的都是同一个数。出现上述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数并未规定标准。

　　另外希望对能耗排放统计数据进行监测，由谁监测，还需要建立能耗数据第三方监测机制。国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所有能耗数据自己说了算，这种方式不容易被接受。第三方监测机制将是一个发展方向，随着中国法制制度和市场制度逐渐建立将会推行。能耗数据第三方检测机制有利于国家真实准确掌握信息。

　　发展CDM符合我国国情

　　中国能源报：《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由于《京都议定书》是CDM的基础，CDM未来命运成谜。您怎样看待CDM的前景？

　　陈欢：《京都议定书》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给发达国家规定了限时量化的减排义务。为了完成目标设立了三个机制，其中之一就是CDM。整体来讲，三个运行机制都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不过也存在改进的余地。现在国际上对CDM有看法，主要是对中国有看法，认为中国从这个机制上获得的减排量收入太多。从项目数量和交易额来讲，中国一直处于第一位，第二位是印度。中国政府为支持《京都议定书》的履行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帮助西方国家通过CDM合作低成本地实现他们的承诺。西方国家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而是说中国利用此机制大赚其钱。一些外媒说中国很多项目不合规、伪造数据、政府操控电价等等。坦率讲，我国是有部分CDM项目的文件质量不高的情况，但是不会因为这一点碳交易去改变政策或操纵经济。中国CDM项目工作开展了4年，总共交易额才大约150亿元，而我国中央政府每年投入节能减排资金是300亿元，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入。

　　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欧盟说对工业气体不感兴趣，而工业气体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如果不包括工业气体将意味着要重新谈判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根本问题，因为不算排放比重占大头的工业气体，就动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欧盟的一些企业不同意政府的态度，对CDM前景表示忧虑。

　　中国能源报：既然您刚才提到CDM前景堪忧，您怎么看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趋势？

　　陈欢：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每年节能减排工作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做得好。关停了大量小火电和高耗能企业，哪个国家也没有这个决心推倒重来。有没有气候变化谈判和CDM都不会影响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信心。如果没有《京都议定书》，财政资金照样支持节能减排工作，因为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形势，是科学发展观的一种体现。苏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