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没优化怎算现代化？

　　笔者近日阅读长江日报评论员刘洪波先生《惊闻专家称“中国今年实现基本现代化”》一文，深有同感。确实，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不少城市，把“到2010年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定为地方政府“十一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到了“十一五”收官之年，这些地方官员自然要盘点当初宏伟设想的成果。最“秀”的要数广东省某市，早在3月份就宣称“已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引来舆论一片哗然，更引发了经济、社会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再研究。各界学人对照我国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均认同现代化的状态及其过程的内涵指标应当包涵生态环境优化等文明标志。由此，“今年实现基本现代化”其实是十足的梦话——无视当地面临的生态环境现实挑战，更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从农业到能源、环境，依然有很多难题。

　　毋庸讳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确实使我国从传统农业大国逐步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国，使经济体制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统分统配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化为资源资本化的市场经济，使国民生活方式从温饱型逐步进入电脑、手机、别墅、汽车、私人飞机等高消费时代。但是，中国是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并加快适应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时，资源与开发的矛盾、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迅速凸显并激化，付出了极其昂贵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成本。

　　《小康》杂志社公布，2009~2010年度中国生态小康指数仅为62.7，公众因健康问题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近八成受访者担心10年后无干净水喝。今年入汛以来，我国连遭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大多与生态破坏有关。浏阳镉污染、太湖蓝藻暴发、大连原油泄漏和紫金矿业重大污染事故等，可谓是人祸导致的生态环境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近10年来，我国的环境形势局部在改善，但是在总体上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需要现代化。但是，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生态环境的现实挑战，必须从以人为本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发展，使生态文明现代化。

　　要实现生态文明现代化关键在人，主要是地方政府领导。例如，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利益本是家喻户晓的道理，可在与官本位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一句空话，并衍生出无数荒谬行为。区域或者部门发展规划有环境保护篇章，有具体规定，但在执行中可以随意修改或者绕开；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像模像样，但在实施过程中一些企业可以绕开程序偷排或超标排污；追求生态、环保等城市桂冠时花纳税人的钱搞人造山水、生态工程，但是一旦考核人员一走，荒山依旧，“生态工程”摇身一变成了旅游景点，环保功能丧失殆尽，污染剧增，民怨上升。常言道“天灾不可逆，人祸可避”，生态文明的工程重点应当是狠抓为官者的生态道德素养教育。

　　生态文明现代化应当法定，成为公民义务。当然立法名称不一定叫“生态文明法”，关键是要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维护公民健康等生态环境权利和义务，在法典中加以固定。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数量不可谓不多，涉及领域不可谓不全，但是都不太管用。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各地的资源丰度、环境要素差异太大，而且我国立法属于成文法，立法时无法穷尽所有的经济、社会、环境行为调整对象，致使立法条款原则性强，针对性弱。因此，生态文明立法原则应当突出“珍爱生命，应该从珍爱生态开始；重视民生，应该从重视生态开始”的理念，应当明确“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是一种犯罪行为。立法重点应当突破利益关系，突破政治伦理关系，使破坏生态或污染环境的利益主体受到制裁，使公众的环境权真正得到有力保护。立法最为关键的是约束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动决策行为，赋予公民监督地方政府和公务员环境行为的权利，同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生态文明现代化需要教化，使其成为国家的社会风尚。联合国制订了两个可持续发展的可评价标准:一个是人均的生态足迹应该低于1.78的地球人均生物承载力指数，另一个是人均享有福利高于0.8的人类发展指数。这两个标准，一方面是生态可持续，一方面是社会可持续。政府应当向公民提供免费享受的环境文化，如记录用原始的方法回收废金属的纪录片《呼啸的金属》、探讨“洋垃圾”的影片《瓦全》以及《海豚湾》等优秀环保影片，以文艺的形式，达到潜移默化的生态文明教化，把这种人类生态文明的科学知识转化为人所皆知的知识传播给社会，培养国民的生态文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