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强：中国开征碳税最快在2012年

　　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钱从哪里来,如何使用仍然模糊。南都记者　张骏　摄

　　坎昆会议前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出席国新办的记者会时,碳税成为提问和讨论的热点。作为调解碳排放的市场手段,碳税的开征与否,除了会为企业带来新的经营压力,也督促企业思考如何使用技术手段降低碳排放。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在坎昆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指出,虽然发改委表示碳税目前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但预计最早在2012年就会实行。虽然此前舆论普遍不看好坎昆会议的收效,但杨富强对此次会议的走向做出了相对积极的预测,发达国家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以及适应机制将会是此次大会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两个突破点。

　　南都特派记者　华璐　发自坎昆

　　都希望尽快落实“快速启动资金”

　　南都:为什么舆论普遍认为坎昆会议不会取得大的突破?

　　杨富强:政治谈判一般有高潮,也有大家寻求共同点的时间。所谓的高潮,就是大家慢慢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在这以后,又会发现分歧,继而又花费很多时间需找共识点,需找折中。如此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巴厘岛会议确立了巴厘路线图协议后,波兹南会议就是一个小低潮,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或者协议。到了哥本哈根,最起码还有哥本哈根协议,一些共识被固定下来了。这次坎昆会议,恐怕又是一个低潮,要到明年的南非会议才能看到一些共识成果。

　　南都:坎昆会议的进展将在哪里出现?

　　杨富强:第一,尽管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承诺在2010年到2012年,每年提供1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在2012年前每年筹措1000亿美元。但时隔一年,这300亿短期资金仍没有被落实。根据国际NGO的建议,每年最起码拿出2000亿美元,但现在连哥本哈根协议的300亿美元都无法拿出来。只有在上次天津会议上,加拿大、挪威、欧盟承诺拿出快速启动资金。那么这次坎昆会议,突破很可能在这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承诺拿出资金资助发展中国家,体现了控制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诚意。因此,本次坎昆会议上,大家都希望尽快落实“快速启动资金”,展现发达国家诚意,打破僵局。

　　第二,适应机制。从文件和技术转让来说,基本没什么大问题。早前的天津会议上,适应机制的协议文本从68页减少到30多页。文本缩短,证明各国对此文件的共识比较多。这次坎昆会议,看能不能把一些共识固定下来。

　　减排承诺明年将有法律文本

　　南都:中国代表团在坎昆会议谈判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杨富强:由于欧洲对减排的期望值较高,所以把矛头指向中国。中国应该在此次会议上体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求得大家的理解。中国人的习惯是你知道我的观点就行了,但外国人习惯到处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举例来说,中国决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降40%-45%。但欧盟希望这个目标是有约束力的。奥巴马总统在去年12月9日出席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时,承诺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但回国遭到了国会的否决,结果连17%的量都达不到。欧盟希望各国的减排承诺是有约束力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中国的要求做一个“传声筒”,传达给美国这种声音。

　　南都:面对欧盟的质疑,中国目前采取了怎样的减排行动?

　　杨富强:在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节能指标将被表决,根据宪法,全国人大作为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文件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中国现在需要向西方解释,我们在哥本哈根上做的承诺即将成为一个有约束力的法律文本,而不是空头支票。目前即使在欧盟,相关承诺也没有上升为法律文件。中国明年开始把减排指标作为约束性的指标,分配到地方和企业,里面是有惩罚性措施的,不是说说而已。所以我们应该向世界明确三点:我们的承诺即将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明年就会立即采取行动；我们的措施是有强制性惩罚措施的。

　　南都:除了将减排上升到法律层面,中国的决心还体现在何处?

　　杨富强:欧洲加起来还不够10亿人,中国13亿人,现在低碳的概念已经很普及了,这都是这些年能看到的中国所做的努力。按“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要求,2006年至2010年年底的五年间,全国单位GDP能源消费需降低20%左右。中国为了这个目标,甚至不惜降低GDP增长的速度。有哪个国家敢这样?恐怕大部分国家都会放水,达不到目标就过去了,中国不管,既然承诺了,就一定要达到。这体现了中国的决心。

　　衡量低碳城市指标有五

　　南都:近年来很多国内城市打出了“低碳城市”的宣传口号,有舆论质疑,这是否只是迎合潮流的噱头?

　　杨富强:为什么现在国外敢叫低碳城市呢?因为在他们多年的城市化过程中,发展对生态的影响,对环境的影响,他们一个个解决了。中国城市化是这十几年快速走过的过程,我们同时面对环境、生态、低碳的问题,不像西方一些发达城市。我们应该说,中国的低碳生态城市,必须在近年的发展中,同时解决这些生态、环境和排放问题,同时面对多重挑战。单纯说低碳,这比较适用于西方。

　　南都:怎样的城市才是低碳生态城市?

　　杨富强:原来我们认为城市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心,现在认为城市应该是一个低碳生态的城市。低碳生态城市的衡量指标包括五个:第一,是我们的幸福指数,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主要指交通、医疗等民生方面让居住者感到安心；第二,城市的生态足迹,城市的环境是否能承载城市的发展；第三,城市碳足迹。城市是否用清洁能源,能源是否利用有效,能不能更好地利用本地资源；第四,城市的竞争力,可以表现在经济、教育、创新等方面；第五,政府的公共管制水平,比如能不能完成减排目标。

　　碳税就是一种市场手段

　　南都:坎昆会议前夕,碳税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关注,作为减排的经济手段,中国目前是否有征收碳税的趋势?

　　杨富强:中国目前有这个趋势,这本来就是财政部提出的,WWF也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下称财科所)提供了很多意见,现在就是看什么时候推出。这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二氧化碳现在还没有碳捕捉和碳储存,每年烧多少煤,生产多少天然气,用什么技术,这些操作手段尚很容易计算,不像二氧化硫般还要衡量企业使用的机器,使用的脱硫手段等。

　　目前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企业的经营压力。现在可供参考的是,降低营业税,加入碳税,对企业来说,总量上没变,但如果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可以鼓励企业思考如何减排。

　　时间表现在不好说,最早会在2012年,最迟也在2012-2015年期间。解振华早前在回答记者关于开征环保税和碳税的问题时说,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会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的目标。碳税就是一种市场手段,相对于培育碳交易市场,所花的时间相对较短。

　　侧记

　　特别的坎昆

　　坎昆这个靠近加勒比海的小城,拥有玛雅文明的遗址,原本是旅行度假胜地,此次联合国气候大会就在这个十几公里长,400米宽的小岛上举行。此岛从北到南有一条3车道的主干道,在会议的第一天,这条唯一的道路就快崩溃了,8点之后,原本只需要半小时的路程被阻塞,要两小时才能到注册地点。

　　我们都住在会议指定的海边酒店,到会议注册地点的路上,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路边的安保人员。虽然还没有各国国家领导人出场,安保已升级。出坎昆机场之前,我还被拦下要求开箱检查。

　　你不能说墨西哥不重视气候会议,但另一方面,和气候会议本身有关的张贴画,在这个狭长的小岛上,少而且单调。随处可见的是这个加勒比海城市的旅行启示,阳光、沙滩、潜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这是一个旅游风景区。

　　相信去年参加过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人,一定会对巴利中心外面排队等候的注册长龙记忆犹新。那是人山人海,长长的注册队伍排过两条大马路,本报一位同事第二周到,在冰天雪地里苦苦等待一整天之后,还被守卫告知,“对不起,你不能进”。

　　而在坎昆,你甚至根本不用排队,我们第二天早上8点多到达cancun　messe(坎昆展览馆)注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被隔离带分割成长蛇形的等待区域里,几乎没有其他人,两分钟就可以办完所有手续。

　　这种相对的冷清其实早有前兆。我去坎昆之前就咨询过一些机构、媒体,他们或者人数减半,或者根本就不派人参与。

　　大会主办方说,仍然有15000人会参与坎昆气候会议。但海岛太小了,没有足够容纳所有参加者的会议中心。于是场地被分散,主谈判会场在月宫,同时也是新闻发布会会场,NGO活动区和所有多边会都在相距8公里的展览馆。这就意味着,要从一个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至少得预算出20分钟的时间,乘坐接送巴士,来来往往穿梭。种种不便,以至于一个记者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当众向墨西哥外交部长埃斯皮诺萨抱怨花在路上的时间太长,并且兼向坐在她身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菲格雷斯告状,这个问题立即引起国内外同行一片掌声,这也算是气候大会开幕第一天的中规中矩里,难得的戏剧性场景了吧。　

　　南都特派记者　杨传敏

　　记者观察之1

　　从哥本哈根到坎昆,“雄心勃勃”变“低调平衡”

　　虽然坎昆会议本身可能并不会戏剧化,但戏剧化的是,从哥本哈根到坎昆,一年时间,气候谈判气氛已截然不同。

　　去年的哥本哈根,众目睽睽之下,听到各国代表说的最多的是:我们需要“雄心勃勃”的协议,它还得有“法律约束力”。而在今年,气候会议的第一天,开幕式上各方争相调低期望值。在各个场合,包括墨西哥总统参与的开幕会,之后的联合国、欧盟、美国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听到最多的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要调和这种矛盾,大家需要“平衡”、“妥协”。

　　所有的国家都从自己的角度讲矛盾。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和美国代表又提出MRV和透明度。发展中国家则要求继续《京都议定书》的约定,要求区别对待,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

　　再接着讲妥协,讲到妥协的时候,各国代表滔滔不绝的阐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笼统和低调。但少有代表团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愿意做什么样的妥协。

　　这种沉默本身也代表了气候谈判本身的进程。气候谈判冗长反复,从2008年巴厘岛路线图之后的气候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都被称为“京都议定书保卫战”。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这个保卫战达到了顶峰,5万人的参加规模,本身就是京都议定书3个灵活机制的胜利(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

　　气候谈判延续,从单纯的环境气候变化开始,雪球越滚越大,现在已经成为集合环境、能源工业、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在内的复杂国际问题。

　　哥本哈根会议戏剧性地结束了,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排放国,美国和中国成为众矢之的,也没有国家成为胜利者。丹麦作为主办方,泄密的丹麦文本引起发展中国家不满；美国、中国、巴西、南非、印度的所谓“密室谈判”,最后促成了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协议,但由于抛开了联合国机制,至少也让一些国家感觉受到了忽视。

　　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人在坎昆再呼唤雄心勃勃的目标,一切转为低调和实际,该暴露的矛盾已经在哥本哈根充分暴露,而平衡的途径,至少目前还未真正呈现。　南都特派记者　杨传敏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　“我不主张在应对气候问题上讨价还价”

　　南都讯　特派记者杨传敏　在昨天的开幕大会结束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在会场外被媒体包围。谈及中国代表团对坎昆的期待,他说,我们在坎昆需要的是一个复杂的平衡。他说:“我不主张在应对气候问题上讨价还价,大家要清楚自己的责任,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各尽所能,为应对人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做出各自的努力。”

　　虽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到2012年前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援助100亿美元的计划,但这笔钱从哪里来,如何使用仍然模糊。只有欧盟明确提出,将拨款24亿欧元,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