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寻求电价调整的合理制度路径

　　时近年关，电力巨头要求涨价的声音再度响起。近日，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向媒体表示，截至10月底，五大发电集团亏损面已达50%。而中电联副秘书长欧阳昌裕则坦言，应适当提高电价水平，通过价格杠杆促进节能减排。

　　客观而言，“市场煤、计划电”的体制性矛盾的确给发电企业带来了较大的成本压力，电价核定偏低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但需要指出的是，以电力为代表的资源品价格极具社会标杆意义，能够对社会价格预期产生直接影响。在当前通胀预期强烈的大背景下，即便电力行业有其涨价的内在诉求，主管部门对电价的调整也不可能、也不应该率性而为。当下解决电价调整“两难”的关键在于，淡化行政审批色彩，尽快真正推进能源定价机制改革。

　　在电力系统中，人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两重景象。一面是富得流油，抄表员都能月薪过万的电网企业，一面是处处受制于煤价，全线亏损的发电企业。虽然中电联呵护发电集团的心态可以理解，但电企盈利能力趋弱的方向却有其现实合理性。在我国的电源结构上，火电发电占了行业电源结构的七成以上。而火电的生产主要依赖于煤炭，煤炭成本约占我国发电成本总额的70%左右。由此，煤炭价格与发电成本之间有着天然的刚性联动。我国在2003年推进的电力体制改革中，国务院逐渐放开了发电用煤市场价格。2006年，国家又取消了对重点电煤合同的政府指份价，电煤价格自此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强大的市场需求推动电煤价格接连攀升。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秦皇岛5500大卡煤炭价累计上涨已超过150%。然而，发电企业的定价权和项目审批权却长期掌握于政府手中。发改委作为政策调控部门，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行业部门的利益，而是要以整个国民经济为主体通盘考量，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单兵突进。囿于近年来的通胀压力，主管部门迟迟不敢对资源品价格轻易喊“涨”。尤其是在今年10月CPI同比涨幅年内首次突破4%，“苹什么”、“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飙涨稍有喘息的格局下，电价的任何变化都会牵动市场敏感的神经。恰因此，电价在短期内低位徘徊的态势难破。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合理的资源价格是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和迫切需要。能源价格应有效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环境损失成本以及市场供求关系，并能对市场发挥杠杆调节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电力、水等资源产品价格较市场正常水平偏低，这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企业生产成本的隐性贴补，不利于培育节能环保意识和产业升级动力。更为关键的是，由此形成的“低价中国制造”通过出口行销全球，最终通过贸易顺差流回境内，再经过央行的结汇和货币创造机制，形成了过剩的流动性供给，给经济增长带来“硬伤”，干扰了宏观调控的现实绩效。因此，隐藏在资源价格改革背后的真正利益链条是，中国以资源收益损失补贴发达国家产品价格，可谓是“肥水只流外人田”。

　　解决电价调整“投鼠忌器”、继而影响行业发展效率的问题，需要尽早放开能源价格管制。其中的核心在于，行政主管部门完全回归“裁判员”角色，在维持有序市场环境的前提下鼓励市场各方的充分博弈。这其中，以电价上限管理替代既有的全方位决策、通过编制煤炭电力需求指数等模型引导合理的市场预期、在发电领域适度引入竞争性企业、鼓励推广阶梯电价与分时电价等举措不可或缺。一旦发电企业失去行政定价的“屏障”，并在信息完备、竞争适度的市场中具备了一定价格决定权，就将会根据供求格局调整价格策略，甚至会主动降低供电煤耗标准以谋求更高的收益率。届时，引入市场调节因子的电力行业将会渐次与经济脉动合拍，让电价充分发挥出能耗成本发现的功能。

　　电价是否应该调整？调整幅度应该是多少？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各种利益诉求纠缠在一起，绝非是中电联“一言堂”所能够厘清和决定的。打破电力巨头每年年底“上书涨价”的惯例，需要主管部门在做好整体规划的前提下，适度让位于市场之手的自发调节，是为我国能源价格改革的根本路径。特约评论员马红漫经济学博士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