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减排目标要给“十三五”留余地

　　中国能否如期完成“十一五”规划制定的节能20%的目标？“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如何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上布局谋篇？日前，记者就这些热点问题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记者：“十二五”期间如何加强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为我国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权？

　　李佐军：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加强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广阔的发展权指的是如何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多的排放权利。

　　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都被重点提及，并专门用两个部分来阐述，表明这两方面工作在“十二五”期间将得到切实地推进。这是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在国际上承担我们应有的减排责任。

　　对于发展权的问题，我们是要力争，因为我们处于城市化加速的中期和工业化的中期，相应地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和重化工业等行业，都属于排放二氧化碳比较多的行业。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承担减排的责任，一方面要争取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两方面要达到某种平衡。

　　记者：从今年减排的情况看，指标完成得较为艰难，如果“十一五”的减排目标没有完成，“十二五”是否还需要将目标定为减排20%？

　　李佐军：这是个焦点问题。节能减排是实实在在要用指标落到实处，“十一五”期间我们有一些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期间仍然需要一些约束性指标。在目标的设计上，一方面要积极，另一方面也要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目标的设计上我们要注意几个方面：首先，根据我们在国际社会的承诺来测算，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还要根据“十一五”指标的实施情况。在“十一五”期间，我们指标完成的很艰难，最后几个月有些地区不得不通过拉闸限电来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这说明在“十一五”期间执行任务时有些不平衡。另外，“十一五”所定的减排20%的目标是一个较高的目标。我认为，在“十二五”的减排任务目标制定上，还会继续沿袭“十一五”的力度。最重要的是，我们已向国际社会慎重承诺了减排目标，这需要在“十二五”、“十三五”时期一步一步地去落实。“十二五”的减排目标一方面要积极自我施压，为“十三五”留下较多的回旋余地，因为节能减排越到后期难度越大；但另一方面，“十二五”的目标也不宜定得过高，因为“十一五”期间已将容易的减排任务做完了，“十二五”要完成同样的目标，难度更大。

　　记者：在节能减排指标的设定上怎么防止“鞭打快牛”？

　　李佐军：“鞭打快牛”是要防止的，否则积极减排的省份不仅难以得到激励，反而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避免这个问题，就要给“十一五”到“十三五”期间每个目标主体定一个总的任务，“十一五”完成好的“十二五”的任务就要轻些，才能避免“鞭打快牛”的问题。

　　记者：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不是节能减排的指标设定上也应该有所区别？

　　李佐军：应有所区别，比如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不一样；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二氧化碳排放源的结构也不一样；有些地方基础较差，因此各个地方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并不一样。应该说在指标设定上考虑到这些方面会使其更科学合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很大很复杂，如果考虑这些，政策也很难制定。如果政策有很多标准，那么执行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有时候政策还不得不“一刀切”，可以在一些具体的指标上有一些弹性。

　　记者：国家统计局在审核地方GDP能耗总量之和时，发现其不能和全国数据相匹对，这同“GDP统计中，地方数据加起来要比全国多”的情况类似，“十二五”期间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涉及减排考核的各个部门该如何协调工作？

　　李佐军：这个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从长远看，考核、监测和评价等制度设计的基础性工作非常重要，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考核与检测标准，对节能减排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在“十二五”时期，还应分行业、分区域来制定相应的目标和任务，把每个地方的节能减排指标都具体落实到机关、企业和家庭，并进行相应的监测和考核。如果太笼统，就难以落实责任。

　　目前，在节能减排工作领域，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环保部、工信部、统计局、林业局等多个部门均有涉及，比如统计局主要是分管数据统计，不负责节能减排的具体监测；与能源有关的监测，职责在国家能源局；而与环保有关的监测，职责主要在环保部。因此，需要各部委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

　　记者：不少地方政府完成减排任务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做大GDP的绝对值，来稀释其单位产值能耗。这或是我国工业化还未完成的一种情况。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选择的发展方式是否存在问题？

　　李佐军：这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工业化仍处于中期阶段，面临较大的节能减排压力，这也是我们要在国际上努力争取排放权的重要理由。我们之所以没有使用绝对排放量控制指标，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还需要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单位GDP的排放指标确实有一定的缺陷，因为把分母做大，把GDP做大，分子不变，也会导致单位GDP能耗和排放的减少。现在各地都把GDP数字报得很高，一则是为了体现其较高的业绩，二则是可以达到降低单位GDP能耗的目的。在节能减排方面，单位GDP能耗或排放只是一个考核指标，还应有其他的考核指标来配套，比如人均排放量和绝对排放量指标等。

　　记者：国内已有部分省市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但是从目前来看，这种用市场交易解决减排指标的方式效果并不理想，其前景会如何？

　　李佐军：这是一个大问题。从减排的大方向来看要靠市场化的手段，现在主要靠行政手段来进行节能减排，确实立竿见影，但从长期来看，毫无疑问要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减排。不过，这种市场化交易需要具备若干条件：一是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二是要有交易的平台和场所，三是要有好的交易监管机制。

　　另外，在评价机制上，也应该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进，不能靠政府有关部门单方面的努力，还要发动社会组织和民众力量，加大对节能减排与环境评价的影响力。此外，要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我国仅拥有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两个减排指标，今后我们还应有更多的反映环境质量状况的指标。本报记者 程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