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过程带来新压力
何建坤介绍说,在一些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常常会提交这样的一张成绩单:中国虽然不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但近年来却在国内开展了自主减排,在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从1990年到2009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53%,为世界罕见。因为,同期发达国家的能耗下降不到30%。
再有,自2008年起,中国成为世界上在开发清洁能源领域投资最多的国家,迄今已投入两万亿元,并制定了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升至15%的目标。
而一些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也认为,这样的成绩单有助于中国在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对这样的成绩单,何建坤却表示,我们自己必须看到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虽然20年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55%,但由于同期GDP增长6.6倍,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其实增长了3倍。再有,近年来,重化工业和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抵消或减缓了GDP能耗强度的下降趋势。
另外,虽然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2006年~2009年增长50%,但由于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新能源还只能是配角,煤炭等化石能源仍会继续增长,相应地也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何建坤解释说,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有的国家提出的关于峰值的问题,因为,相对那些排放已经很少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正在起步,排放峰值还不能在近期出现。所以,如果在谈判中,多数国家同意2020年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年,或者说,在2011年南非德班的气候大会上,要把讨论峰值作为谈判的关键问题时,中国该怎么办?
除了国际的压力外,减排也是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何建坤说,“十一五”,以及未来的“十二五”,我国污染物的减排都将集中在二氧化硫的控制上。而现阶段,二氧化硫的消减主要来自对化石能源的控制,所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也是国内控制大气污染的内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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