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450ppmv的目标浓度确定后，2006年至2050年期间，人类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量就随之确定。在这个总量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比例后，余下的即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且所剩不多。”丁仲礼说。

　　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25%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国到2019年即用完排放权。即使这个目标提高到40%，也仅仅将用完排放权的时间推到2021年而已。

　　“这样的方案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气候变化协议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果这些方案得到实施的话，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他说。

　　“人均累计排放”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丁仲礼认为，用某个时间点开始的人均累计排放来分配今后的排放权，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从一个国家当前工业基础、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国民福利等方面同人均累计排放的高度相关性来论证，这个指标是合理的。”他说。

　　他指出，从1900年到2005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大约是全世界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同样，我们今天的排放也刚刚达到或者略超全世界人均排放的平均值，这也只有美国人均排放的四分之一。“这必须作为未来排放权分配中充分考虑的因素。”

　　我国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能源需求旺盛，减排难度不小。“考虑到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和应用低碳技术，实施节能减排的各种努力，我们评估认为，即使在450ppmv至470ppmv浓度控制目标下，中国也有足够的逻辑和道义的支持，要求在2006年至2050年间获得1100亿吨至1300亿吨碳的排放权。”丁仲礼说。

　　他特别说明，通过计算，发现在450ppmv的控制目标下，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形成排放赤字，“但我们并非主张这些国家今后不能再有任何排放，而是主张这些国家应该用资金和技术来‘交换’今后的排放权。”

　　此外，丁仲礼认为，对450ppmv目标不应设定得太过刚性。因为450ppmv目标是IPCC在气温对CO2浓度高度敏感的认识下做出的，并且主要来自数值模拟，并非来自对过去百年纪录的严格评估。

　　“在未来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中国应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以‘排放配额’为议题展开谈判，变被动为主动，捍卫国家发展权。”他说。(记者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