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所谓卖‘节电装置’的都是打着节能厂家的幌子向企业推销装置。”吴建平说。

　　吴建平曾亲自抓了两个典型例子，据吴介绍，“两家犯案企业事后交代， ‘节能厂’不收取任何定金的情况下，免费给‘需求’企业现场安装遥控‘节电’装置。如果窃电成功，双方约定按月分得窃电带来的全部收益。”吴向记者表示。

　　“现在很多小型的节电公司都是采用这种商业模式，但对这种‘节电技术’业内褒贬不一，有的是可以做到真正的节能，而有些完全是变相窃电。”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做节电设备的老板对记者说。

　　一般水泥厂、电解企业都是节电设备的大客户，上述老板称自己的公司与一个水泥企业合作后，为这家水泥企业年节省20万元电费，自己则能分成一半左右。但他表示，做节电技术的并不全是电力公司认为的那种以窃电为实质的技术。

　　除了以节能名义窃电外，还有一些“单枪匹马”行动的案例。“前两年，南昌出现了一个自己购买窃电器材原材料并在家中组装、生产、上门推销遥控窃电器材的作案团伙，往往这样的人是很难查获的。”吴建平介绍说。

　　据介绍，这些人分工明确，有人专门负责信息发布，通过电话黄页或是上门推销，有人负责购买材料，有组装的生产工人，有专门的推销人员。

　　然而，最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偷电者”的技术创新，而是电力公司员工里应外合，监守自盗。据江西电力总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汤克艰介绍，这些偷电者往往会私下贿赂抄表员，得到好处的抄表员会纵容偷电者继续偷电。

　　曾有媒体报道过，一个抄表员年薪在13万元左右，有电力系统员工私下告诉记者，一个抄表员的“灰色”收入一年至少在10万元左右。

　　“一般规模不大的饭馆、店铺业主是行贿抄表员的群体，也是偷电的密集人群。”南昌市供电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另外，个人偷电也让电力公司苦不堪言，据介绍，南昌市的城中村成了居民偷电的重灾区，而居民偷电往往只在电表上按装个吸铁石便可。

　　维权之惑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电力系统人士多次用“太疯狂，太无奈”来形容目前存在的窃电现象。

　　然而，让电力系统感到最束手无策的便是在反窃电过程中遇到的群体事件。

　　南昌市供电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居民堵马路，堵供电局门口是他们常遇到的暴力抵抗，每次发生这些群体事件的时候，当地地方政府也会出面协调，但处于维稳的考虑，政府多是以协调为主，往往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电力部门便成了弱势者。

　　而江西电力公司员工刘建明的死则是所有群体事件的最极端表现，并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3月5日，记者从国家电网拿到了电力系统人大代表的议案名单，这份名单中，9位人大代表无一例外的在自己的议案中提到，关于出台“办理窃电案件具体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建议。据一电网人士介绍，原有的反窃电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在的窃电行为。

　　1999年，江西出台了《江西省反窃电办法》，这是全国首部“反窃电”地方法规。

　　“庆幸成为首部地方法规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部地方性法颁布已过去十年，在新的环境下法规已很难适应如今的新形势了，逐渐呈现出弊端。”江西电力总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汤克艰对记者如是说。

　　首先，司法认定比较困难。据汤介绍，电力企业给每个用户安装电表，其在电表安装完毕后都会贴有专门制作的封条，一旦封条被启封，就视为具有窃电行为。然而，事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封条启封由于抓不住现场证据，许多窃电者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很难将其绳之于法，往往给电力公司取证工作带来难点。

　　其次，法律量刑有待考证，量刑的轻重是检验窃电行为最重要的标杆，如今现行的法律量刑过轻，并且难以执行。

　　另外，法人级单位窃电量刑也非常困难，很多单位窃电由于是个人行为，很难界定法人是否授意，对其法人追究刑事责任，也为反窃电工作带来新问题。

　　最后，执法难让企业困难重重，电力公司只是企业行为，很难享有反窃电的执法权，窃电者正是抓住这种心理，肆无忌惮地窃电。(黄康、周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