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在山西省忻州已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这里已经出现了忻府区合索、曹张乡的令狐庄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这些“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煤矿诈钱。(3月22日《重庆晚报》)

　　“记者村”的出现，可以说是前几年假记者在矿难多发地泛滥现象的升级。如果说，假记者的泛滥，更多考验的是记者证件管理制度是否足够严谨的话，那么，“记者村”的出现，则向我们袒露了非法采矿聚集地煤矿管理的荒芜生态。当地“记者村”背后，依然是非法采矿的产业化链条：当地黑矿密集，“违法生产”肯定是不争的事实——假记者们伺机而发，向基层政府官员施压——为确保“丑闻”不被爆出，基层政府严令黑矿不惜一切代价摆平事件——黑矿“拿财消灾”。

　　而对于当地那些对官场和民间生态熟门熟路的矿主们来说，他们未必不知道这些假记者的身份背景，未必不知道其中的猫腻。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记者村”和黑矿相互依存，形成一种共生局面，其实有更深的原因。对于黑矿矿主们来说，假记者们偶尔到来的敲诈，与他们的收益相比，当属九牛一毛；同时，对于当地基层政府而言，黑矿存在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肯定会远好于将它们全部关闭；更为重要的是，“记者村”和黑矿间相对“默契”的存在，或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间接保护当地黑矿长期生存的作用。

　　但是，经济发展从来都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环境账、民生账；而且，生产安全保障不到位的黑矿，多又是安全事故多发的地方。各地的煤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考验煤改成效如何，一个也许有些“不负责任”的指标，就是不妨参考一下“记者村”以及假记者消失的程度。因为说到底，“记者村”的出现，是山西忻州和其他地区煤矿管理荒芜生态的真实反映。打击“记者村”事小，逐步将各地陷于荒芜管理的煤矿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才是大事。(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