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安全隐患化解在基层

　　在北京，每个区都建立了社会矛盾排查调处中心，以及覆盖全社会的矛盾排查调处五级工作网络。调处中心对矛盾集中会诊，并分流指派给相关职能部门调处，限期办结，成为矛盾排查调处的“终端”。

　　和北京一样，奥运来临前夕，我国各地的基层矛盾排查和解决，全都在有力推进中。其根本目标，就是力求将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减轻社会的公共安全压力。

　　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我国进入涉奥运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危期”。安全问题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指出，我国奥运会面临的恐怖暴力威胁，首要的恐怕还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国内个人极端暴力行为。

　　7月1日，上海发生的“杨佳袭警案”把个人极端行为的现实风险真切地抛到人们面前。男性青年杨佳，携带匕首、榔头、喷雾剂、防尘面具等，只身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刺死6名警察，刺伤3名民警和一名保安员。

　　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说，这种无组织的极端个人行为，主要因为对国家、社会制度不满，以及由拆迁、征地、涉法等人民内部矛盾引发。极端分子单戈为战，很难发现，防范处置难度相当大，社会影响恶劣。

　　反恐专家认为，个人极端行为具有成本低、易操作、破坏性强、影响力大等特点，破坏目标范围广，既可以针对人、针对设施，袭击目标不一定是奥运重点目标，也有可能是和平目标、社会目标，除北京以外的其他省市也可能遭受袭击，因此防范难度大；个人行为具有突发性和冲动性，警方和安全部门很难提前获取其行动情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个人极端行为将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大杀手。

　　公共安全管理，就是要通过理性的控制，使风险最小化。在当前越来越个体主义化的社会里，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给防范社会风险提出了更高要求。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复杂系统的一个节点，每个人的个体行为都有可能因偏离或误差给社会带来危害。

　　这给矛盾的基层化解机制提出更高要求，就是尽可能增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现力，注意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亲和力，化解矛盾和“仇恨”于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

　　北京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是扬佳事件，还是贵州瓮安事件，教训都十分深刻，再次警示各级政府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的极端紧迫性。构建和谐社会，民众物质层面的生活改善固然重要，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改善更属基础之基础。

　　公共安全需要信息公开透明

　　7月8日，在奥运会主新闻中心启用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部长孙维佳宣布，外国电视广播公司被获准在北京大街小巷，甚至在中国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上进行新闻直播报道，同时，数十种国际知名报刊上架奥运书亭。

　　就在同一天，因为是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个月的重要节点，中国的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地展开迎奥运的喜庆报道，但同时，对于“6·28”瓮安事件的反思和刚刚发生的新疆暴力抗法事件的最新消息，也占据着媒体的显著版面。

　　事实上，经过汶川大地震的洗礼，中国政府已愈加能够真实、客观、及时地面对媒体。6月以来，贵州、湖南、上海、新疆、云南等地连续发生数起冲击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事件，中国政府和媒体并未因奥运召开在即而掩饰，而是将真实讯息立即公布，不回避、不瞒报。

　　据统计，奥运期间，将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1600名注册记者、5000多名非注册记者来到中国。除体育记者外，很多媒体都派出时政和经济记者，关注场内场外的各种新闻。

　　这2万多名外国记者，就将如同2万多个镜头，在北京和中国其他的城市里，用自己的背景、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需要，去描述所观所感、所见所闻。

　　2万多媒体镜头下，北京的一举一动都为世界所瞩目。除了记者，还有涌入的各种人流，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更大程度更加迅速的信息公开是应对和化解风险的必然要求。

　　武警指挥学院反恐专家王绪勤指出，“安全奥运”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防止恐怖及暴力活动等对人及奥运场馆设施构成的威胁；二是形成一个安全文化的人文环境。

　　北京市反恐办副主任薛晓明告诉本刊记者，传播、散布涉恐信息，引起社会公众恐慌，被恐怖组织和极端分子视为一种“零投入、巨额产出”、行之有效的恐怖破坏方式，已经成为其惯用的伎俩。

　　随着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涉恐信息日益增多。7月16日，一则“北京地铁5号线发生爆炸，本网记者正在赶往现场。”的帖子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至18日下午，这则消息的传播效应达到顶点，国内外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核实情况，随后被证实为假消息。

　　“恐怖事件会被新闻媒体‘无意识’传播，这是一种反恐的‘新型战争’。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特殊功能，有效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是平安奥运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王绪勤说。

　　受访专家指出，“舆论反恐”是公共应急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信息传播的公开、准确、及时。

　　薛晓明说，北京反恐办专门制定了“奥运期间涉恐信息应急处置意见”，针对可能出现的能够对公众心理产生巨大冲击、容易引起社会恐慌的言论和信息，将在第一时间封堵，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恐慌。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说，高层领导人已充分意识到只要坚持公开透明的态度就能获得理解认可，因此要求将之“固定为制度”。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上海袭警事件等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在更多人的眼中，奥运推动了政府对于公共事件的透明、信息的披露、及时的发布。而这，将成为现代社会公共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群防机制夯实平安之基

　　据本刊记者了解，北京目前已有保安、机动车看护等各类职业安保力量15万人，治安巡逻志愿者29万余人直接参与了奥运安保，而40万城市志愿者和100万社会志愿者还将随时提供安保支持。

　　包括社区民警、治安巡防队、治安志愿者、公务员、党员、保安员和首都民兵在内，规模高达近百万人的群防群治力量已经进入实战状态。

　　为确保奥运安全，从7月15日起，北京启动了巡逻防控“三道治安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在外省市直接进入北京的高速公路，国道，市、区(县)、乡镇及村级道路上设置治安检查站点。数百个卡点由民警、武警、辅警、治安保卫人员分别承担检查任务。

　　本刊记者实地查访时看到，各进京主要高速路由民警、武警等专业力量守卫，而乡村道路防线由民兵把守。在大兴庙洼营村南口从河北过来的小路上，每天同一时间有4名民兵守卫，24小时轮班值守，村民王宝琴告诉记者：“我们的职责是阻止车辆从小路进京，劝导他们回到大路接受警方安全检查。7月16日一辆车通过这里，司机给我们200元，要求我们放行，被我严辞拒绝。”

　　令本刊记者感动的是，在北京与河北交界沿线的采林路上，所有进京小路口全部设置了民兵检查站，约100米就有一个，有警车不断在这些检查站间巡逻。大兴公安分局主管巡逻防控的副局长吕宝泉说：“在大兴，与河北交界的路口共有60个，总长115公里，民警负责主要的16个路口，民兵负责44条小路，我每天都要在这条线路上巡视，发现和排查存在的问题。”

　　在北京城区，崇文区新怡家园社区61岁的孙桂兰不久前成为了奥运安保社区志愿者。这个社区有100多名居民、物业管理人员和保安员被吸纳进了安保团队。每天负责社区及周边街道的巡逻、守护、防盗、防火等任务，每一片区域，都有具体的责任人。

　　在特殊情况发生时，这些来自于社区各个家庭的成员，将临时充当起重要的安保角色。

　　7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上指出，平安奥运重如泰山、奥运平安人人有责。

　　事实上，只有公众参与了，反恐工作才有更坚实的基础。警力有限而民力无穷，北京正在积极开展公众安全防范教育，组织社会团体和广大市民邻里守望，呵护家园，各尽所能关注、参与奥运安全保卫。

　　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把全民反恐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利因素”，“中国的老百姓和社会各界都已经被动员进行邻里守望，参与到奥运社区安保工作中来，这将对我们这些专业的安保力量形成莫大的支持，令我们更有信心确保北京奥运会安全、顺利举行。”(李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