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称在公交上遇小偷见义勇为被砍 无乘客作证 (2)

　　公交公司没人证明他是见义勇为

　　对于杜松涛的说法，公交公司直喊冤。

　　“事发后，车长拨打了120、110，尽到了相关义务。”公交一公司安保科科长王利智在法庭上说，当时，车长胡新立听到乘客说“有人打架”后，进行了口头劝阻，况且，车上人很多，根本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新立是下车后，才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手拿一把刀。”王利智认为，这是一起普通的打架斗殴事件，杜松涛应该敦促公安机关尽快破案，向加害人索赔。

　　王利智还提出，见义勇为，需要得到公安机关的认定。如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见义勇为。与此相反，胡新立当时听乘客讲，两人之间因为踩脚的事发生殴打，还是杜松涛先动的手。

　　“按常理来说，发现小偷，一般都是悄悄提醒被盗者，避免正面冲突。”王利智说，即便杜松涛说的是真的，他也有明显过错。

　　疑问解读

　　放跑小偷，公交公司该不该担责？

　　早在2005年，厦门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当年3月31日下午，陈华龙在公交站点等车时，同事小张的手机被偷。

　　这时，52路公交车靠站停下，陈华龙和同事发现两名小偷，就跟着他们上了车。上车后，小张用同事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号码，其中一小偷的裤袋里立刻传出铃声，小张冲过去，欲抢回手机，双方发生了冲突。陈华龙手臂4条筋被割断。

　　司机随后就近停车，打开前门让乘客下车，两名歹徒趁机逃下了车。

　　陈华龙认为52路公交车司机有过错，将厦门市公交公司告上法庭。

　　经过调解，公交公司付给陈华龙3500元，陈华龙撤诉。

　　是不是见义勇为，会影响判决结果吗？

　　庭审中，杜松涛的代理人一再强调，杜是见义勇为，希望得到法庭的认可。

　　“不能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汗，试想，如果不是小偷，正常的乘客谁会随身带一把长30多厘米、宽三四厘米的刀。”他说，如果判决不支持杜松涛，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那么，是不是见义勇为，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天之权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波认为，见义勇为只是一个情节，对案件基本事实和因果关系不会产生干扰。也就是说，杜是在公交车上受伤，公交公司是否尽到了相关的注意义务，是否如约履行了运输合同，与见义勇为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车票能索赔吗？

　　在现实中，很少有人索要公交车票的，如果没有车票，乘客受到伤害能否得到赔偿？

　　陈波说，在诉讼中，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车票，公交公司又否认，那么，事实一旦得不到证实，乘车人通常难以达到索赔目的。不过，乘客可以寻找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向公交公司提起赔偿。

　　比如，杜松涛一案，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就可以作为证据。

　　律师观点

　　公交公司难辞其咎

　　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客运合同中承运人对旅客应负救助义务，以及“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陈波认为，乘客上车后就与公交公司形成客运合同关系，公交公司未将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也没有履行配合抓获小偷的附随义务，违反了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从侵权关系来讲，公交公司打开车门，将小偷放跑，或者即便不是小偷，放跑一个行凶者，公交公司也是有责任的。不过，责任不单单是公交公司的，加害人应承担主要责任。

　　王利智认为，杜松涛受伤是“小偷”造成的，已经超出了客运合同的范围，如果要求公交公司承担损害结果，将导致公交公司不堪重负。“杜松涛应找到‘被盗’的女子，她作为受益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话杜松涛

　　没人出来作证，我很难受

　　商报记者：车上人多，你怎么确定车长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杜松涛：车长一定知道，事发时，有人大喊“救命，杀人了”，我被砍倒在地，前一站就发生了冲突，中间持续了几分钟，他不应该不知道。况且，公交公司的人也说，车上有监控，只是不能录音录像，他应该可以看到。

　　商报记者：事发时，你为什么踩那个男子的脚，而不是悄悄提醒那个女士？

　　杜松涛：那个人是小偷，小偷一般做贼心虚，我想踩他一下，他该害怕不敢再偷了，没想到他这么疯狂，我以前做过巡防员。

　　商报记者：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能否说说你现在的感受？

　　杜松涛(欲哭)：很难受，没有一个人出来作证，真的很难受。 商报记者王红伟通讯员王斌梁林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