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着奥迪去抢劫 揭秘"富二代"少年犯的精神世界(2)

　　钱能摆平一切?

　　李小伟(化名)在少管所里服刑已经4年了。在这4年中，李小伟因为认真改造，已获减刑两年。

　　案发前，李小伟是宁波某职高的学生，当时他只有17岁。李小伟的原籍在江西，幼年跟着父亲来到宁波，父亲在宁波开工程公司，每年都能赚不少钱，父亲让他学建筑专业，就是想让他以后子承父业。2005年11月9日晚上，李小伟在学校接到一个老乡打来的电话，说在火车站手机等物品被抢，让他过去帮忙报复。李小伟和其他多名老乡会合后，带着刀具迅速来到宁波火车南站，在南站广场发现了三个男子，他们上去就打，造成一死两伤的严重后果。事后，他们才发现，他们找错了人，死者稀里糊涂被他们给打死了。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此案的首犯被判处死缓，李小伟因为案发时还是未成年人，被从轻判处10年有期徒刑。

　　问李小伟当时作案时怕不怕，有没有想到这种后果，他说没有想到害怕，后果也曾想到了，但总有一种侥幸心理——如果出事了，大不了花几个钱就摆平了。“刚接到判决书时，我还怪家里人没有找到关系，把钱花到位，我才被判得这样重。现在我才明白，法律不是儿戏，钱是买不到自由的。我现在每天都在拼命地学习、改造，以赎回自己犯下的罪恶。前边的路还长，我相信自己会好好走下去的。”

　　王兴和周克(均为化名)都是温州人，分别为17岁和16岁。两个人涉嫌的罪名有三个，一是抢劫，二是强制猥亵妇女，三是强奸。两个人看上去还是一脸幼稚，和他们所犯的罪名是那样的不符。今年3月22日，宁波中级人民法院依数罪并罚判处王兴有期徒刑8年，对周克判处有期徒刑5年。

　　王兴和周克的父母都有自己的企业，家里条件相当不错。谈起他们的犯罪，王兴认为是家里管得太严了。在审理此案时，法官委托苍南县法院对两名被告人的成长经历做了社会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周克和王兴系单亲家庭，父亲平时忙于工作，对子女关心较少。王兴的父亲对其管教也过于严历，引起对抗情绪。再加上两个人不爱学习，是非辨别能力低下，由于不成熟的心理，对犯罪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把国家法律置于脑后，好吃懒做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周克告诉记者，他在学校什么也学不进去，由于身上有足够的钱，可以逃课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在此过程中，他学会了很多不该学的东西。他和王兴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是由于相同的背景和经历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上初三那一年，因为两个人受到了家里人的责骂，两个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到了宁波，随后结识了“两个大朋友”，他们出手大方，拉上他们去抢劫，他们就去了，在抢劫的过程中，两个人看到那些受害人害怕的样子，就想起了色情影片中的镜头，于是向她们伸出了黑手……前后有7名女受害人受到他们的性侵害。

　　王兴说，刚开始强奸女受害人时，他感到很害怕，后来看到没有什么，觉得自己终于长大了，可以干大事了。他们被抓后，也不敢跟家里联系。开庭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出现了，“那一刻，我看到妈妈的头发白了好多，我才知道，我犯下的罪恶不但伤害了别人和自己，也伤害到了自己的亲人”。那一刻，他真想给妈妈跪下磕头谢罪。

　　“富二代”是精神上的留守儿童

　　据少管所的管教民警介绍，近两年来，他们收押的“富二代”明显增多，“好多孩子的家长都是开着名车来探视的，看到这些孩子的家长悲伤的样子，我们也很心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犯了罪的“富二代”有一个共性，就是对法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到了看守所，我才知道没有抢到钱也是犯罪!”这是一名少年犯对记者说的话。据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有关负责人介绍，现在一些学校，只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把最重要的法制教育放在了一边，按照有关规定，法制教育也是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升学率的压力下，好多学校却把这一环节给忽略了。“富二代”由于所处的环境相对比较优越，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因此在外力的引诱下，更容易走向犯罪。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主管刑事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生存压力日益增大的今天，人们都在为梦想打拼。当穷人家的孩子还在为买一台电脑而发愁时，“富二代”刷卡什么都有了。当别的孩子在追求梦想时，“富二代”早已经没有梦想可言了，青春期的冲动得不到有效的发泄，违法犯罪便成为一个途径。

　　金钱可以让一些人珍惜，也可以让一些人坠落。这些“富二代”的犯罪，有着很深刻的社会根源，有的家长认为只要从钱上满足孩子，孩子就不会去做坏事，还有的家长一味地对孩子进行严格管理，最终却导致孩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管理、社会防控比较脆弱、家庭教育缺失等是导致“富二代”犯罪的主要原因。

　　有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认为，“富二代”是精神上的留守儿童，物质上容易满足但精神上的渴求却往往被忽视，他们有着孤独的心灵，缺少对生命的起码敬畏，这是其犯罪的原始动因。基于此，父母应和孩子加强沟通，平衡金钱与亲情之间的关系，才是预防“富二代”犯罪的根本之策。

　　摘自《法律与生活》>2010年第15期作者：卞君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