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蚁族”：并非弱势群体 有旺盛生命力(图)

　　编者按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让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蚁穴”，他将自己所研究的这个“高知、弱小、群居”的群体称为“蚁族”，也同样使他们成为今日中国最具话题性、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蚁族”走上时代议程的前台绝非偶然，这个“现象级”群体浓缩着当代社会众多社会因素，如果存在一份“蚁族”的DNA化验报告，那么你很可能在结果中看到这样一串词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穷二代”、高房价、理想与现实落差……然而，当我们走近他们时，却发现这一群体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现实的压力发出了有力的质问，“谁的青春不是苦过来的”。他们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如同蚂蚁，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低于350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住宿条件简陋，狭小杂乱，已经形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蚁族总体上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较低，大约84%的人感到不满意，而仅有1%感到满意。

　　这一群体的人数，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而根据笔者在广州、北京等地的观察与调查，在城中村、平房区等低租金、低生活消费区，同样聚居了大量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他们与在城乡结合部或近效农村居住的“蚁族”一起，事实构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蚁族”群体。

　　有人认为，“‘蚁族’是继中国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判断是笔者首先所质疑的。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弱势表明处境不占优势，并且缺乏改变其境遇的条件，通常也被翻译为“弱者”。同我国三大弱势群体一样，“蚁族”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集中性和群体性。他们目前的处境肯定不占优势，但其也有明显不同于其他三大弱势群体之处。由于各种原因，三大弱势群体大部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弱势贫困处境的。比如下岗工人，即使再就业，也最有可能是在收入最低端的部门工作，而低工资的职员比起高工资的职员更有可能经受下岗。而农民和农民工因着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户籍制度的体制性排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短期内摆脱弱势处境更是不切实际的。

　　很明显的特征，“蚁族”均为年轻人。一般而言，年轻人在最初的工作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其正常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收入和待遇是否具有合理性，这种处境是否只是短暂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自己努力就能创造条件改变现状?或说我们的社会是否为他们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公正通畅的渠道?

　　“蚁族”：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根据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只占到8.2%;父母处于社会中下阶层(其中有相当部分与三大弱势群体身份重合)，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偏向性，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根据笔者的调研经验，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往往逃避被调查，因而，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在蚁族中的比例应该略有下降。)总体上呈现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较低的就业工作的倾向。

　　让我们从更为宏观和多元的视角来探讨“蚁族”和弱势群体的问题。

　　按照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假定，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市场)造就的贫富分化，可通过次级机制(再分配)弥补。但中国改革的路径具有单向度的特征，基本限于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触动较少。由于缺乏法治和相关制度的保障和调节，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贫富分化却在同一方向上起“共谋”作用。根据孙立平等人的研究，这促使中国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主要为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形成，社会结构趋于固化。

　　如前所述，下岗职工即使再就业，也最可能从事收入最低端的工作。而对于农民和农民工，体制性排斥更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鸿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的分配，以及政治(如城乡选举人大代表比例—4：1，“同命不同权”，致使处于弱势的农民的话语权疲弱)和教育、文化权利，都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分配”不公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及地区差距。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接近0.5(2006年至200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为0.47)，超过国际警戒线0.4。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根据户籍制度决定工作岗位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主要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外来人口的就业限制过多。这些对出身低微、无法享受平等公民待遇的农民、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蚁族中的相当部分父母为农民和农民工)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具有影响力，拥有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予弱势群体，由此促使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不断得到强化和牢固，同时也注定了弱势群体的受控地位。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新世纪以来，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这可算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显性财富掠夺。而住房、医疗、教育的费用大幅度提高，构成了群体间事实上的隐性掠夺。如此，由于资金投资、消费再生产等高门槛因素，穷人进入富人的渠道几乎被堵死。加上资本的循环累积效应，拥有财富和特权的富人继续富裕，并且越来越富裕，而穷人依然是穷人，富人区与穷人区(如“蚁域”)显得泾渭分明。

　　当然，社会的世袭与继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它只要与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保持大体的均衡，就能抵制贫富过大，保持社会的和谐。

　　谈起社会流动，教育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一个学生，不问背景，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学而优则仕)。这体现了教育的积极作用。

　　但当今中国，“背景决定过程和出路”现象凸显。城乡之间，大小城市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差异是共知的。有钱人子女可以就读更好的学校和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会得到照顾，某市就曾经规定民营企业前100名纳税大户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20分的照顾。出身贫困家庭的学生谈不上择校和请家教等权利，并且由于父母的学历和教育水平较低，相对而言，无力承担起辅导子女学习的责任。两者的差距最终在高考分数上见分晓。很明显，父辈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优势阶层子女更多的获得本科等较高学历，而弱势阶层子女更多的获得专科等较低学历。

　　而贫困家庭学生大学毕业后，就业更加困难。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越高。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与父亲为农民的毕业生对比，前者平均月收入比后者多400元，前者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后者高出14个百分点。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而有背景的即使成绩很差，也依然能靠关系和钱财进入好单位，并在工作中继续受到照顾。

　　同时，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在一些西部省份尤为普遍，“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前些年就常提及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与城市大学生同价)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的报道;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

　　综合上述因素，贫困家庭宁愿早早让孩子辍学，出去打工或读个中专高职，(如今，在许多行业里的各类中等技术岗位，中等学历的农家子弟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形成大规模的“蓝领”阶层。)也不愿让他们上大学，温家宝总理就曾慨叹农家子弟上大学的少了。“新读书无用论”正在西部地区滋生，中小学的辍学人数正逐年上升，这促使本已人才极度匮乏的西部地区更将人才荒芜，“西部大开放”有可能就此成一纸空文;另一方面，这种风气的蔓延可能会导致无知嘲讽有知的“文盲时代”的重来。

　　如此，家庭背景的差异，被转化成受教育质量和考试成绩的差别，或继续求学与辍学打工的不同，继而就是就业机会、收入与社会地位的相异。在一个不合理的机制之上，教育就这样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层结构一再复制，从而成为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社会由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北京大学的调查也显示，学历层次越高，学校知名度越大，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愈小。然而，起点与过程的不公平，能走到这一步的贫困孩子注定是九死一生的例外。并且，不少学校已开始普遍实行研究生教育的收费。(青年文化评论2010年第2期/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