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酸“减码”后如何治愈心理创伤?对话心理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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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减码”后如何治愈心理创伤?对话心理学专家

2022年12月09日 05:35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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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像隐形的伤痕。负性情绪产生的过程被心理咨询师比作树根的生长,当人沉浸其中,负性情绪就向下越扎越深,再想铲除时,可能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2020年武汉疫情产生的心理危机,更多体现在对新冠病毒认知的缺乏,生与死咫尺之隔的恐慌。今年以来,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等城市相继出现疫情,人们的情绪共性,由原来对病毒的恐慌,逐步过渡到对封控的焦虑。

  12月以来,全国各地先后出台优化防控的措施。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就风险区划分、核酸检测、隔离方式等做出优化调整。在核酸“减码”的背后,人们的心理也在悄然转变。

  对病毒缺乏客观认识的人、家里有老弱群体的人、身体免疫力低下的人,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焦虑的情绪在他们之间传递,漫天观点各异的互联网信息也在侵扰内心的平静,不同群体之间如何心理互助?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和睦家医院执业精神科医师徐凯文,他曾近距离观察过新冠感染者的心理;我们还采访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柳少艳,在今年春天上海疫情暴发期间,她曾在方舱医院开展心理救助。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他们的对话。

  “现在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新的情况”

  新京报:近段时间,各地出台优化措施,在回归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出现了短期不适应的心理。我们怎么理解当下新出现的一些心理状况?

  徐凯文:首先我想说,现在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以前没遇到过的,不一定有很成熟的应对方法,这是一个基本前提。第二,这场疫情在我看来是一个严重的集体创伤,它打破并改变了人们习惯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和他人连接的方式。

  第三,目前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反应,不仅仅是对于现实情况的反应,也是对三年来积累的各种负面情绪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一点都不焦虑分值是0分,崩溃是100分,那疫情前可能我们已经有60分,现在变成80分,是个累积的结果。

  在原来已经焦虑水平很高,甚至有一些抑郁倾向的情况下,遭遇新的挑战,新的情况,会出现不适应。我们的反应为什么有的时候比较偏激或者有些反应比较强烈,好像是非理性的,就因为它不仅仅是急性的创伤和应激,也是长期的慢性的创伤和应激。

  柳少艳:就上海来说,大家从3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很多,我个人感觉大家适应变化的能力已经提升了。

  焦虑是我们每个人面对这种不可控环境时都会产生的情绪,其实关键在于第一步我们要认识到有这种情绪,然后接纳这种情绪,允许这种情绪存在,不和它对抗。我们不要想着我不可以焦虑我不可以紧张,这样反而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要知道在这样的情绪引导下,我们会意识到去做点什么来面对这个环境。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保护我们自己。比如说要戴好口罩,勤消毒,勤洗手。

  情绪是有一个度的,适当地紧张和焦虑,就会让我们动起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过度了之后,情绪太强烈的话,就被这个情绪淹没掉了,可能会把整个人冻住。

  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些放松,比如深呼吸,快速稳定情绪,或者用一些冷水刺激,让自己的理性部分能够恢复,让自己情绪的强度降下来。包括正念冥想、瑜伽等等,这些都无效的情况下,就需要药物干预了。

  新京报: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之后,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感到焦虑?

  徐凯文:现在更恐慌的人,易感焦虑的人,可能本身的社会支持是不够的,来自家庭、亲朋好友的支持可能也很缺乏。以及本来焦虑水平就比较高的人,对于他来说,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都会没有安全感,这也是焦虑的特征,就是他想掌控,但他掌控不了。

  当他掌控不了的时候,他就更想去掌控,那他试图掌控的努力也会让他感到更焦虑——你越想控制越容易失控。可能无论怎么样去做,这种焦虑的情绪始终是存在的,对个体反应比较强的个案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

  柳少艳:不管你是在方舱里面还是在方舱外面,本身焦虑水平高的人,遇到事情会雪上加霜。那些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他们进了方舱其实对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我在方舱医院支援的时候,一个楼层有400个人,并不是400个人都会出现心理问题,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能够适应这个环境,他们也会紧张焦虑,但是他们能通过看视频或者跟别人聊天得到缓解。

  新京报:对于更容易焦虑的人群,他们出现了焦虑和担忧,甚至不敢出门,在心理上,他们应该如何自我调适?我们能帮助他们做点什么?

  柳少艳:比如说有人害怕与人接触,害怕被病毒感染,他减少出门,甚至不出门,其实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它的结局可能是越来越远离真实的社会,陷入孤独的境地。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去面对它,去掌握尽可能降低风险的方法,不断地回到社会里面去建立关系,去跟他人交流。回避行为在短时间内有效,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危险的,会因为恐慌而带来其他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因为回避会让我们越来越退缩,很难听得进理性的声音,很难去过一种本来应该过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一些老年人需要家庭的支持。我相信他的家庭里面不会大家都认为应当恐惧,不会大家都认为不能出去,对于这样的一些老年人来讲,家人的关怀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老人因为害怕,说我不能出去,子女应该看到其实老人是没有安全感,他需要别人的关心和支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好防护措施,带着他一起走出去,慢慢增加一些社会活动。

  徐凯文:高危人群更加需要科学认识,面对现实。他可能需要更严格的自我防护措施,更积极的自我防护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不是否认现实。我们可以用我们掌握的科学数据和事实去跟他们交流,倾听陪伴本身就是支持,让他能够说出来。即便说出来以后,问题也不会完全解决,但是一个人知道他身边是有人支持他的,这个行为本身就会极大地削弱他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我们需要去提供这样的社会资源,比如现在已经有很多心理热线或者远程的心理咨询去帮助这类人群,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科学知识也应该持续地大量普及,我想会对缓解整个社会的焦虑水平有帮助。

  新京报:如果我们确诊了新冠阳性,心理上我们会面临什么状况,如何应对?

  徐凯文:最近这两天我有两个同事就被感染了,阳性了,但是没有什么症状,被感染,心理上还是有压力。我觉得一方面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否认的心理,因为没有症状,而且之前核酸都是阴性,起初我们会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情。

  另外,会担心影响家人影响自己的孩子,这个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我真的生病了,而且是在于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它会影响到和我们密切接触的人,比如孩子、老人。包括可能也会担心被排斥被嫌弃,这些方面都是新的焦虑和压力的来源。

  这个时候,我们身边所有同事都去支持他。一起帮他买药,安排地方隔离,联系医疗资源,总之这种社会支持特别重要。但是这个社会支持跟其他的灾后救援不一样,你去帮助他本身这个行为可能会使我们自己受感染,所以无论是感染者还是身边支持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压力。但是互相撑一把,仍然是有效的。

  科学事实缝合人们立场上的裂痕

  新京报:当下,人们对新冠感染者康复的文章,奥密克戎致重症率等科学数据有了更多关注,看这些文章和视频是否对我们的心理有所帮助?

  徐凯文:肯定是有帮助,但应该是基于事实的严肃科普,不夸大也不隐瞒。比如感染新冠后几天能痊愈,有科学的平均数据,但也会有特殊个案,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接收这些知识。我跟我新疆的学生直播连线,她感染过新冠,也确实经历了痛苦的过程,她没有打疫苗,所以她花了20多天才转阴,也进了方舱,她的先生可能四五天就好了。只要你前期了解了每个个体康复的周期不一,在充分掌握这些科学信息的情况下,你就会有一个合理的心理预期。

  一定要给公众传递科学的权威的信息。每个人都不要从立场出发,比如说我希望放宽措施,所以我就只想它轻微的好的那一面;或者我赞成继续封控,我就反复强调重症。需要有大样本量的数据事实来缝合人们立场上的裂痕。

  新京报:很多争论都是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或者说都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信息,关于这种漫天的争论,从心理学方面怎么去缓解?怎么重建共识?

  柳少艳:我觉得争论的目标好像是要对方接纳自己的观点,但其实我们要先接纳对方观点里合理的部分,然后再提出我们合理的部分,就是双方要能够看到我们合作的那个点在哪里。你如果只是想说服对方,其实没有意义,不要试图去改变,而是说我们在基于事实的前提下,采纳共同观点的基础上,寻找到最大公约数。

  如果一个人总是争论,然后被愤怒的情绪所占据,那岂不是辜负了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这么多愤怒的情绪?你处在情绪的旋涡里面,什么也不能做。

  徐凯文:我个人觉得争论没有意义,怎么样照顾好老人,怎么样帮助小孩才是更应该关注的。

  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一场疫情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两年,孩子们长期上网课,不能正常学习和与同学交往,甚至正常的户外运动都受到影响,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而孩子们应对焦虑抑郁自我调节能力又弱,就我了解的某些城市,中小学生极端事件的发生率是远远高于疫情前的,是疫情前的两三倍。

  未知中仍有可知的趋势

  新京报:今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精神心理健康报告显示,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增加了5000多万抑郁障碍患者和7000多万焦虑障碍患者。这种长期的集体创伤,会持续多久,如何治愈?

  柳少艳: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思考,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生活当中什么最重要。有一些人可能会发现兴趣爱好也挺重要的。我有一个朋友在疫情期间去学吉他,他觉得学音乐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音乐带来的疗愈。有的人可能会看书,有的人可能会画画,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找到让你感受到被滋养的或者是有疗愈作用的一些东西。

  徐凯文:我还是以青少年为例,他们需要跟同伴交往,他们需要有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们要对孩子有更多的陪伴,然后注意不把自己的负面情绪传递给他们,也许可以利用隔离在家的时候,去跟孩子一起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尽可能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同时,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要去找人倾诉,就是我能够把我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这个特别重要。情绪不能表达,它就会更容易变成病和问题。我们需要相互地去助力各自的情绪,而不是传递焦虑的情绪和压力。把精力转移到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上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复学复工是缓解整体社会情绪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当你不去试图完全控制焦虑,焦虑反而会减少甚至消失,这是焦虑情绪本身的特点和规律。

  新京报:心理专家同时也是疫情下的当事人,你们自我应对的方法中有哪些是普通人可以学习的?

  徐凯文:用一些认知的方法,比如说我现在就考虑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当我们知道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办法应对,能够接受,那么我们的焦虑和抑郁的状态会好很多。

  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广泛性焦虑的症状,就是我们对没发生的事情有过度的担心和恐惧。他在焦虑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或者说他焦虑的那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

  比如说,你觉得你现在所住的房间,突然倒塌的概率是多少?你把时间放得足够长,这个楼倒的概率可能是百分之百,但是下一秒钟它倒的可能性有吗?也有,但是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我们有没有因为害怕倒塌而不敢在里面正常居住呢?

  所以我们说人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忽略小概率的危险。

  如果它真发生了我也做好了准备去应对,我准备好了药,如果我阳了,我该进医院进医院,我该隔离就隔离,但就算我做了所有的事,它还是有一定的概率成为重症,甚至死亡,但是谁能够保证明天一定活在这个世界?

  柳少艳:通过观察自己的身体来观察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是不是心跳加快了,我是不是肌肉紧张,我是不是出汗了,我是不是头皮发麻了,当出现这些状态的时候,说明我在紧张、我在焦虑。要对自己的情绪有觉察。

  我会推荐正念冥想。正念其实它指的是活在当下,专注于当下,对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那么明天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没办法掌控,我们就围绕今天的事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更幸福。正念冥想是需要不断地去练习的,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它不是万能的,但这种训练可以降低焦虑患者的焦虑水平。其实,保持内心平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持续地觉察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持续地练习,是有可能提升自己内心世界的稳定性的。

  新京报: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后,未来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面对未知,我们在心理上能做什么准备?如何自我疏导?

  徐凯文:我也是医生,至少我所受的教育对病毒的认识是这样的:它一定是会长期存在的,这肯定也不是人类遇到的最后一场疫情。

  所以从科学、从人类和病毒关系的历史上来说,总的大趋势肯定是缓解的,它并不是一个不可知的情况,但是它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件事情是不可知的。

  目前来说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仍然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状态,从我的角度,即便疫情不能够彻底结束,我也能正常生活,尽可能地正常生活,就是说我不能把我保持身心健康建立在疫情完全控制住的前提下。否则你会不停地挫败,会反复地挫败。

  我觉得这场疫情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所以要接受这个不确定性,顺其自然,为所当为,该干什么干什么,让我们的生活继续前进就好。

  记者 朱清华(来源:新京报)

【编辑: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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