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障碍者融合就业率不足5% 亟须完善支持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

　　“总不能让他从学校出来就去养老吧”

　　□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简单的动作，一遍遍的尝试、重复，20岁的孤独症青年刘时雨正在努力适应针对自己的职业培训。半年前，他在北京一家超市开始了自己的职业转衔适岗课，体验捆菜岗、手推车岗、捡菜岗等不同的工种。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工作做起来易如反掌，但只有他母亲沈彤知道，一个孤独症孩子走到今天有多么的不容易。

　　刘时雨是幸运的——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李世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一份提案显示，目前我国有1800万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但截至2021年底，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为881.6万人，就业率不足50%。其中，1200万心智障碍者(包括孤独症和智力障碍人群)的就业率不足5%。

　　学校毕业后怎么办

　　未能就业依赖父母

　　对于大部分孤独症人士来说，从义务教育学校毕业如同提前步入“退休生活”——即使他们能够在融合教育中成长，可一旦走出校门，也会因为没有工作收入、缺乏福利保障等问题，只能在家中依赖父母。

　　沈彤对此深有感触。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刘时雨先是在融合教育学校上完小学，接着又进入初中读书。但这并没有让沈彤放下担忧，因为他初中毕业后，再没有对口的学校可以上了。

　　“孩子才十几岁，就无处可去了吗？”沈彤忧心忡忡。

　　这不是沈彤一个人的焦虑，北京市经开区残联副理事长李俊峰有过同样的焦虑，他的孩子也是心智障碍者。

　　孩子十四五岁之前，身为家长的李俊峰觉得孩子能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就已经很好了。但义务教育阶段刚结束，他们全家马上陷入迷茫，不知道接下来孩子该何去何从。后来，他通过调研发现北京有一家叫宣武培智学校的职业高中，便决定送孩子接着去读书。

　　刘时雨后来也进入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职高部学习。

　　但是能够升入职高学习的孤独症孩子数量有限。据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北京站的调研显示，北京地区特殊教育学校职高的学位非常有限，难以满足孤独症儿童升学的需求。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以下简称扬爱)等机构发布的《2019年成年心智障碍人士就业状况和需求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在广州的16岁至45岁心智障碍人士中，高中及以上学历者为41%。

　　“即使特殊教育学校为他们的社会化发展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干预。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之后，由于高中阶段或者职业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程度还有待提高，特别是在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资源相对较少，服务体系没有跟上，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不少就待在家里了。”扬爱理事长戴榕说。

　　“家长在孩子8岁时想的是进普校上学，14岁想的是继续在普校待着还是去特殊学校，16岁义务教育结束了，又想找个职校待3年，真正到了就业年龄，却发现他还是什么都不会。”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如是说。

　　“一般来说，我们能陪伴孩子到他(她)五六十岁，但孩子从16岁到60岁这40多年里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从学校出来就去养老吧？”有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疑惑。

　　支持就业迫在眉睫

　　技能评估岗前培训

　　这些孤独症儿童家长的疑惑，在一部上映于2010年、聚焦孤独症群体的电影《海洋天堂》里有着集中的反映。

　　“电影还是非常接近事实的，因为从当时来看，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教育、养护、就业都是很严峻的问题。1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依然迫在眉睫。”李俊峰说。

　　《成年心智障碍人士就业状况和需求调研报告》显示，不管是监护人还是心智障碍者，他们对就业的需求都很强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机构从8年前已经开始探索为孤独症青年提供支持性就业。

　　“一个普通人是通过走向社会、在工作中持续学习和进步的，对心智障碍者来讲也是。一旦回到家庭的闭塞状态，他们的退步会更明显。支持性就业，才能帮他们真正融入社会。”李俊峰说。

　　2013年4月，支持性就业项目被列入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以下简称融爱融乐)的议程。

　　时任融爱融乐负责人的李俊峰为此曾前往多国多地考察，寻找更适合中国心智障碍群体的支持性就业模式。

　　2014年，融爱融乐被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选为支持性就业项目全国6家试点单位之一。

　　融爱融乐运营总监王雪洪向记者介绍，项目重点关注16岁至25岁的心智障碍青年，这是他们实现就业的关键年龄区间，旨在构建涵盖“人力开发—就业指导—供需对接—职场支持”的全链条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与其他推动就业的项目不同，该项目对这一群体的支持年龄大幅度前移，从他们读职校时就开始介入就业方面的训练。

　　该项目有专人做岗位开发，与企业沟通，提出适合心智障碍者的岗位设计，然后由企业和心智障碍者双向选择。

　　在进入就业阶段之前，支持性就业体系首先要对心智障碍者做工作技能评估、进行岗前培训。

　　在开始工作后，就业辅导员要陪同心智障碍者一起上岗，这段时间通常是3个月至6个月，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熟悉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帮助他们与同事建立工作上的配合，沟通好人际关系。

　　融爱融乐试图通过这个项目，让更多学员走出来，成为企业的雇员、社会的正常成员，让人们看到孤独症人士不再是社会的负担，也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从而一点一点去争取他们平等参与社会活动和就业的机会。

　　专业队伍严重不足

　　制度体系亟待建立

　　孤独症青年张雨晨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受益人。

　　2023年初，22岁的张雨晨在融爱融乐支持性就业项目的帮助下，终于进入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

　　张雨晨两岁多被诊断为典型孤独症，虽然他智力还不错，但是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

　　成年后，张雨晨的第一份工作是网络运营工程师。因为他缺乏系统的知识、必要的沟通，他的单位也不知道他的特殊情况，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张雨晨的工作做起来很艰难。最后，单位安排他每天去各小区贴小广告、发传单，他因此经常被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驱赶。

　　有一次，张雨晨在上班贴广告时，被小区的保安扣留了下来。

　　张雨晨的父亲张付铭向记者回忆说：“短短的十几分钟，对于有着严重沟通障碍的他，是多么煎熬，只有我知道。我帮他解决这件事之后，他回到家，我问他这份工作还要不要做？他低下头，脸上出现惶恐的表情，轻轻地说‘不做了吧’。”

　　结束了这段工作经历后，他又多次试图去找工作。

　　“从雨晨平时的言行中，我看得出他非常渴望一份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投出去的简历都没有回音。”张付铭说。

　　之后，张雨晨进入支持性就业项目。

　　“融爱融乐不单纯是把雨晨引荐到企业，还会做前期的铺垫，与企业沟通雨晨的特殊性，由前期派驻就业辅导员到工作岗位指导。经过一个月的支持，雨晨的工作走上了正轨。”张付铭说。

　　在张付铭看来，短短几个月的磨炼，张雨晨学会了很多，比如吃饭后主动要求刷碗、干家务，而且每天回家会跟父亲分享工作中发生的开心事情。“有一次，他从超市帮我买啤酒时多买了两袋薯片，说给弟弟一袋，他一袋。我很惊讶，他能够为弟弟考虑这件事情，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很开心，要给他转钱，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流泪了。他说：‘不用了，我上班了，我有钱了。’”

　　张付铭告诉记者：“我脑子里当时出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我们期待的终极目标猝不及防出现了，那就是他自强自立、有尊严地活着。”

　　记者向参与支持性就业项目的孤独症人士亲属了解到，随着支持性就业在国内的落地生根，融合的就业环境促进了心智障碍者生活范围的扩大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所有这些，是他们在原来的家庭、学校以及隔离的环境中不可能实现的。

　　但支持性就业在当前阶段还存在很多困难。2014年至今，在融爱融乐支持下顺利走向企业工作的心智障碍青年一共只有90多位(包括少数孤独症人士)。

　　在李俊峰看来，支持性就业的难度在于专业队伍不足。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融爱融乐的就业辅导员队伍一直维持在10人左右，难以满足孤独症青年的就业支持需要。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廖娟在一场有关残障人士就业的会议上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残障就业有两大趋势和挑战，一是政策逐步细化，政府对于按比例就业的关注程度持续增高，但社会上相应的服务能力没有提升；二是国企、民企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但残障观念仍需转变。

　　廖娟呼吁，社会组织要积极研发工具以提供专业的评估服务，企业需要根据残障者的能力匹配适合的岗位，残障者也要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社会各方合力，才能够真正实现残疾人融合就业。

　　周详建议，社会要充分尊重残障人士的就业公平权，同时，建立完善支持残疾人就业教育培训制度体系和就业服务制度体系，落实企业吸纳残障人士就业的税收减免等专项政策，通过重点扶持特殊企业、特殊行业、特定群体，集中扩大残障人士的就业机会。

　　(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