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

　　再不用揣着粮票出门

　　被访者:牛秀茹(62岁)

　　说起吃，牛秀茹对上世纪60年代记忆犹新。“那时粮票可绝对是宝贝，出门没粮票，寸步难行。”

　　住医院也要交粮票

　　“那时候粮票就好比钞票”。在单位食堂或饭铺吃饭要交粮票，买油条喝豆浆要交粮票，买糕点、豆腐要交粮票，小孩送托儿所同样要交粮票。“最逗的是病人住院，得带着粮票办手续；甚至串个亲戚吃顿饭，也得交粮票。”

　　抗饥饿创造“双蒸法”

　　自然灾害时，由于口粮偏紧，副食品定量又很低，营养水平下降，“浮肿病人多极了。”为了填饱肚子，当时还推广“双蒸法”。就是把米淘过后，先蒸一下，然后二次加水再蒸，“蒸出来的米粒膨大，比一般蒸法显得多。”

　　有的单位为给患浮肿病的职工增加营养，还培植出一种水生藻类，称“小球藻”，又称“人造肉”，凭医生证明严格发放。

　　买猪肉专挑“鹤顶红”

　　牛秀茹讲，60年代每个人一年才供应食用油两三公斤。

　　“肚子里没油水啊，没法子，猪肉得挑‘鹤顶红’的买。”所谓“鹤顶红”是指猪肉厚厚一层肥膘，仅上面薄薄一层瘦肉，回家炼成大油后储存起来，慢慢吃。“那在当时可就是美味了。”

　　《生活志》述说——

　　从1953年11月，北京市开始实行面粉计划供应，规定不同职业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8斤至16斤不等。同年12月，对大米、粗粮实施“划片定点、凭证购粮”。1955年12月，城镇居民按劳动轻重、年龄大小确定相应口粮标准。全市城镇居民粮食平均定量为每月14.21公斤。

　　1993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决定正式取消粮票和居民购粮本。它标志着经过40年的漫长历程，凭票供应商品正式退出历史。

　　标准粉、籼米被只有过去在节日才能吃到的富强粉和圆粒大米所代替，粗粮从主食退到了调剂和补充营养的地位。市场上供应的肉类大多由冷冻变成了当日屠宰的鲜肉。居民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各种“反季节”鲜菜，“加工菜”、“净菜”已成为居民的新宠。到2006年底，北京市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购买食品的支出达4561元。

　　穿

　　从“蓝蚂蚁”到“花蝴蝶”

　　被访者:刘冬平(90岁)民国时人称“一裹穷”

　　“解放前的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一件衣裳不下身。清末民初，人们的衣着主要是长袍、旗袍和中山装，西装只有在上流社会中才常见。中山装也是夏用白色，冬用黑色，大学生是蓝布大褂。不少人冬夏只有一件衣服，尤其是贫苦家庭的妇女，一般则穿过膝的蓝布褂。“人们管这叫‘一裹穷’。”

　　纳鞋底白线织了衣裤

　　“三年自然灾害时最‘惨’，普通居民每人差不多1年只发给布票4.8市尺。家里的衣服是老大穿完老二穿，拼拼补补老三接着穿。”1962年，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售一批纳鞋底用的白线，不收布票，引起众人抢购，买回去把线拆开，织成线衣线裤，以替代毛衣毛裤。《生活志》述说——

　　1961年一项对公交司售人员的调查显示:14路实查42人，衣服上有补丁的21人，共有补丁41块。23路一售票员一身衣服有补丁10块，可见当时穿衣之难。

　　“文革”期间，北京的服装形成了“远看一大片、近看灰黑蓝”的“老三色”，“国防绿”、“海军蓝”成为居民追求的色彩。

　　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开始向个性化、成衣化和高档化发展。这一时期外国的名牌服装也逐步进入北京市场。1997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达760.68元，比1978年的50.4元增加了14倍。2006年底北京人穿衣上的支出已达1442元。

　　意大利《全景》杂志评论:以前人们把中国人叫“蓝蚂蚁”，现在他们已变成了“花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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