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小包工头，因为“上家不给钱”，他无法如期给手下的工人发工资。为了实现按期付清工资的承诺，心急如焚之下，他骗了熟人一笔钱。他没想到，自己因此锒铛入狱。有人骂他骗子，也有人赞他善良。然而他更像是一个符号，在这个国家无数建筑工地背后隐藏的那条“生态链条”

　　11月1日，宋立方出现在京郊一个建筑工地上。半年之前，他曾带领几十个民工在这里干活儿，他的身份是包工头。眼下，他又来到这个工地，却只是一个人，“希望把工程款结了”。他不会上网，更不知道这天网上有一则新闻：即日起，包工头将在杭州建筑市场集体下岗，退出历史舞台，替代它的将是劳务分包企业。

　　和以往不同，宋立方穿上了灰色的西服，还有黑皮鞋。西服里露出镶着黑色纽扣的旧毛衣，还有领口泛起油腻光泽的暗紫色衬衫。他的头发剃得很短。他并不想让工地上的其他人知道，他刚从看守所出来。

　　今年3月3日晚上，宋立方在北京丰台区二老庄一所出租房内，和两个外包组负责人铁江、卢展会面。3人一年前在某处工地上认识，一起承包过工程。宋立方正为欠着工人工资发愁。他灵机一动：向铁江、卢展借钱！

　　“直说借钱？不行，他们一定不借。”宋立方思忖着，“要不就说有工程，让他们交订金吧。”他随即编造了已拿下工程的谎言，从两人处拿到3.1万元。然而不久，他的谎言被戳穿了，铁、卢二人一气之下，将他扭送到派出所。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宋立方有期徒刑6个月。10月，宋立方刑满释放。

　　直到现在，宋立方仍然不能接受这个判决，他一直嘟囔着：“我没有诈骗。”按照他的描述，他曾经给铁、卢二人写过欠条，甚至在警局里，他还亲口承认了向二人借款的事实。“我要是赖着不承认，那说我诈骗还可以；我都承认了，咋还说我诈骗呢！”

　　来自宋立方的说法是，去年，他带着老家38名工人在北京干了5个工程，工人的大部分工资都已在年前结清，只是还欠着个别人几百元，最多的一个欠着2000元,总额共计3万多元。他答应在正月十五那天给工人送到家里。他想着一定得按期把钱还上，否则“这些工人明年就不愿意跟着干了”。于是正月十四，心急如焚的宋立方向铁江和卢展骗取了所谓“工程订金”。据说因为钱不够，他还从家里拿了5000元。正月十五，宋立方带着这笔钱回河北老家，给手下的工人发了工资。

　　宋立方把一切归咎于“上家不给我钱”。他在北京打工20多年，从做建筑工地的小工起步，到2002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包工队，当上了包工头。像大多数的包工头一样，他的主要工作只有两件：拉工程，结账。所谓结账，就是向上一级包工头催要工程款。

　　在无数建筑工地背后隐藏的“生态系统”中，工钱沿着这样的链条分发到农民工手里：投资方给总承包商，总承包商给分包商，分包商给大包工头，大包工头给小包工头，小包工头给外包队(组)，最后才能发到民工手上。“我差不多就是最小的包工头了，带着几十个民工，多的时候有上百人。工程大的时候，我也会再找一两个外包组。铁江和卢展就是以前我用过的外包组，我帮他们找活儿干。”宋立方说。

　　在过去几年里，宋立方有几十万元的工程款没有收回来，但他还是觉得自己非常有能力。“我挺能拉工程的，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了，在哪里都有好多熟人，他们介绍给我的工程多得很。有马甸的、草桥的、大兴的，还有丰台的。”他的手在大腿上来回地搓，嘴里却不曾停下，“我没被别人骗过钱，那些要不回来的，都是帮朋友的。给朋友做个工程啥的，没签合同，他们钱紧张，我也就没和他们要。”

　　“你不信？那啥，前年，马甸工地的大包工头领了十几万元工程款，第一个打电话叫我去拿。我说他想着我就行，我不缺钱，叫他把钱先支给其他包工队。结果后来他没钱了，电话也打不通了……”

　　“我也不能欠着民工的啊，现在国家查这个挺紧的，到年底，总得给人把账结了，让人回家过年不是？所以我就老得垫着，垫民工的工资，垫民工的饭钱，还有工地上买点零碎材料啥的，我不容易啊。”

　　不久前，北京一家媒体以《小包工头的善良与无奈》为题，报道了宋立方的故事。宋立方对采访挺抵触，并坚决要求不能署真名。他也并不知道，这篇关于自己——一个底层的小包工头的报道被放在多家新闻网站的重要位置，甚至上了头条。那些坐在他盖过的房子里办公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评论着自己。

　　在媒体上，这些人也许读到过包工头这个群体的丑陋。“欠薪包工头不露面，讨薪民工无奈住进冰冷车库”，“包工头卷款逃跑，打工者讨薪无门”，“摧毁特大包工头聚赌团伙，抓获数名百万富翁”，这样的新闻屡见报端。但他们也许也同样读到过这个群体的无奈。这样的新闻也屡见报端：“为追讨开发商欠款，包工头爬上吊塔寻短见”，“讨不来工程款，包工头以命抵债”，“6年讨要无果抑郁辞世，包工头跌倒在讨薪路上”……

　　而这一次，网友们的跟帖赋予宋立方的基调依然更多的是同情。有网友说，自己的家人就是包工头，整年在外面打拼，却因为甲方拖欠的原因，搞得疲惫不堪。“甲方付款时都是按合同价付款。其实只要接触过工程的人都知道，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增补，对于增补这一块，甲方都不会按进度付款的，而只是在工程结束时并入结算。工程一完工，很多甲方就故意不给结算，你找他要款，他说已按合同支付工程款，实在是可恶。”

　　同情或许还来自另一个民工腾强的证言。腾强与宋立方合作已有多年。宋立方被抓后，腾强接到宋家的求助电话，随即赶到派出所去作证，证实宋立方确实把那笔钱用于给民工发工资。并强调宋立方4年里没有拖欠过他们工资。民警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记录了他的证言。

　　腾强还向《京华时报》的记者表示，宋立方自己租的房子没有电视，却花550元给工地的工人们买了29英寸的二手电视机。“他还掏钱给工人买过鸡蛋吃。”在腾强看来，宋立方被告诈骗，“是因为他没把关系处理好。就算他拖欠工人工资几天，工人们也不会跟他闹，都是老乡”。

　　“老乡”，这个亲切的字眼，几乎是联系大多数包工头和民工的纽带。在市场经济初期，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那些最早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农民工，在工地找到活儿干，并开始介绍和带领村里的乡亲来到城市，这其中一批有经济头脑的就成为组织者，这就是建筑行业最初的包工头，也是市场经济初期比较活跃的群体。有媒体曾对包工头进行过这样的解读：“实际上，大多数包工头不仅是农民工的职业介绍人，进城务工的领路人，而且充当着农民工经纪人的角色，继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民工权利的代言人。”

　　“民工的代言人”宋立方至今对被判诈骗一事不能理解。他觉得委屈，盘算着要给自己“喊冤”。但他的代理律师高荣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家人找我的时候，我听案情也以为只是借贷不愉快。委托人通常都会强调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看了卷宗，我就明白诈骗的定性不错。”在开庭前，高律师极力说服宋立方认罪。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宋立方的行为确实构成了诈骗，不过比起那些把骗来的钱用于吃喝玩乐的，他的性质又有不同，他拿去给民工发工资了，这也算一个善意的谎言吧。他的这个做法，算不上树立了一个丰碑，但起码在他家乡，团结了一方群众，安定了社会秩序。”高律师为宋立方写了一份在她自己看来“温情洋溢”的辩护词。

　　丰台区法院最后从轻判处宋立方有期徒刑6个月，除去先前在看守所羁押的几个月，宋立方很快便出狱了。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说，法院已经考虑了本案的具体情况，予以轻判，否则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像这个数额的诈骗，可以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眼下，宋立方穿起西服奔走在工地，希望可以讨回一部分欠款，却希望渺茫。因为这些欠款里，好多都没有打欠条。宋立方深感“要学点法律，以后要打欠条”。

　　未来该做什么？宋立方仿佛非常自信。他挺直腰，“别看法院判我诈骗，我明年找到工程，那些老乡还是会跟我去干，绝对不会跟别人的。就是那铁江、卢展，别看他们告了我，我敢拍胸脯，以后他们还得跟着我干！真的！”

　　但宋立方并不知道，他在铁江眼里，已经成了一个“大忽悠”。“他穷光蛋一个，过去连房租都是我给他交的，交了5个月，另外，还跟我借了小1万块钱。这种穷光蛋，还跟他合作啥呀！”铁江在电话里大声嚷嚷。(本文除律师外其余人名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蒋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