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发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而遭广泛批评之后，茅于轼先生再次发表支持大学学费提高和支持电力涨价的惊人之语。在平面媒体未及做出反应之前，网络上的网友留言已经是“板儿砖”横飞，批评、责难、讥讽甚至谩骂，在留言中占了绝大部分比例。

　　在“上学难，上学贵”的长期舆论定式之下，又逢CPI连续数月拉升不止，“涨价”一词已经成为公众心理和社会舆论最敏感的神经，茅于轼先生于此时发表支持大学学费和电力涨价的言论，想必也是做好了承受批评的准备，况且前有“为富人说话”的惨痛经验。

　　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当然不会没有根据地就如此敏感的问题信口开河。对于支持大学学费提高，茅于轼先生给出了如下的理据：“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而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

　　就一般原则而言，这样的想法确有道理。虽然目前中国普通高校学费已经高达5000元以上，部分热门专业甚至达到万元以上，但相较于学生培养的“生均”综合成本而言，却是“入不敷出”。根据不同口径的统计，高校学生学费占“生均成本”比例，有25%、30%或60%等多种数据，但无论如何，学费低于成本，却总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倒挂”现象的存在，必然意味着每个入学的学生，均享受着国家财政或其他渠道经费所给予的“暗补”。

　　而茅于轼先生的思路，显然是希望以提高学费的方式，使学费等于或接近“生均成本”，取消对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富人的暗补，转移出来的公共经费，则用于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奖学金及助学贷款。这样的思路不但于理有据，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得到过很好的实践。如美国一流大学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等，已高达每年4万美元以上，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却可以得到部分乃至全额的资助，以实现在高学费制度下，依然让所有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

　　但一套理论上成立的设想，到落实为具体的现实，其间还需要极其复杂而细致的推衍和设计。目前的现实而言，一位在京就读的大学生每年高达五六千乃至万元的学费，加上几乎同等甚至高于学费的住宿费、生活费，已经达到2006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左右，而这已经高于南宁、保定、蚌埠等中等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若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大学学费，究竟有多少家庭仍然属于“有能力支付”的家庭，便成难以准确估量的悬案。如果有更多的家庭陷于无力支付学费的相对贫困地位，则因提高学费而转移出来的公共经费，究竟能否充分补足这些“新增”贫困学生之所需，也是需要严格计算才能得出的结论。

　　而在缺乏上述严格计算、论证的时候，便贸然提出提高学费的设想，难免使那些目前勉强可以供养一位大学生的家庭，担心自己会落入既得不到公共经费的资助，又无力继续供养的困境。同时，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高校“生均成本”统计一片混沌的情况下，单独提出提高大学学费，也确有偏颇之嫌。这些也正是茅于轼和曾经先于他提出此类想法的张维迎，受到舆论和网友“痛扁”的原因。

　　而我们依然愿意提出，且慢向茅于轼先生“拍砖”。因为如果经过严格、科学的制度设计，确实能够通过提高大学学费，让那些少数富裕家庭支出更多的学费、承担更多的成本，那么相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确实能够得到更多的资助。而经济学家，尤其是茅于轼先生这种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其作用往往在于“破题”而非解决具体问题。政府财政投入不足，高校管理粗疏、经费使用不当，需要资助的学生资格界定困难等问题，确实是阻碍茅于轼先生的思路顺利落实的障碍，却并不足以证明其观点的错误。对政府及高校管理部门的不满，不该宣泄到茅于轼先生的头上。

　　茅于轼先生已经当了两回“烈士”，这次，我们不妨认真听听他到底说了什么。(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