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邵”们的劫难

　　2008年1月8日。一个月前还是7层的丰城市社保局大楼已被拆去了3层。57岁的邵国荣坐在一楼自己的店铺里捍卫着自己的财产。他的头顶上，拆迁工人抡锤一次次地砸向建筑物。大小不一的石块不断地从楼上砸落下来，在他的店门口铺了一地。

　　自从上个月25日，楼上的一户居民被迫搬走之后，邵国荣就成了这片拆迁区域中唯一坚守的“钉子户”。虽然早在两个月前，开发商在他的店门前砌起了一道两米多高的围墙，老邵就已经做不成任何生意了，但他还是决定要留在拥有产权的店铺里。

　　1996年，老邵在这里购买了一间40多平方米的店面，经营农机配件。一家五口人以此为生。不久前，有拆迁办的人通知他说，这一地块要进行开发拆迁，给老邵开出的补偿价格是每平方米5600元。而就在离老邵店面100米左右的马路对面，一个名叫丰邑中央的房地产项目的商铺售价为每平方米20408元。

　　“一辈子的辛苦，才有了这一方小店，不能就这样遭了难。住户也一样，他们的拆迁补偿在每平方米1100元左右，但对面的商品房卖到了一平方米3000多元。”邵国荣说。

　　在拆迁中，老邵作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一家5口全部住进店里，与店面共存亡。

　　在社保局地块的拆迁中，拆迁指挥部在社保局楼里设立了一个拆迁办公室，然后住户们就开始被各自的单位喊去谈话。

　　　一位拆迁户在本子上记录下了“拆迁大事记”：

　　2007年11月10日，社保局住宅楼停水。次日，电和闭路电视被停，第三天管道煤气也被停掉。在各种压力下，许多住户陆续搬走。

　　2007年11月3日，丰城市集贸市场的拆迁户们，在自己临街的窗口挂出了国旗和横幅，希望引起政府重视。次日凌晨1点多，有关部门动用众多人手，架起消防云梯，把国旗横幅全部摘去。

　　2007年10月30日，拆迁户们从南昌请了两名律师来讲解《物权法》。在丰城市一家宾馆的会议室里，30多位拆迁户还没听律师讲解到1个小时，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突然到来，将全部人员带到公安局调查。

　　之后，其中的一位拆迁户陈斌被行政拘留了15天。拆迁户解释的原委是，当时大家请律师来讲《物权法》，是陈斌先行垫付的3000元费用。后来，大伙平摊了费用，还了他垫付的钱。而记者看到的丰城市公安局2007年11月24日开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则称：2007年市委市政府组织对农贸市场进行拆迁改造，在此过程中，陈斌组织集会，聘请律师，书写悬挂横幅，并以此为借口向被拆迁的业主收取费用，又不能说明这些费用的下落……决定给予陈斌治安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政府对拆迁一揽到底

　　“政府的种种行为让我们感觉政府就像是开发商。”采访中，许多接受采访的拆迁户都有此感受。“政府为什么不惜动用这么巨大的行政资源来替开发商服务，着实令人费解。”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第五条规定，政府行政机关不得干预或强行确定拆迁补偿标准，以及直接参与和干预应由拆迁人承担的拆迁活动。

　　但这条规定在丰城并没有产生什么约束力。

　　在记者看到的一份“丰城改字＜2007＞6号”文中，有这样的表述：“凡有拆迁任务的部门，单位都要负起拆迁责任，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房改房、集资房由售房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负责，拆迁户主及其家庭主要成员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负责，没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负责。”“要加大领导力度。各有拆迁任务的单位‘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对思想宣传等工作不到位，回避矛盾，推卸责任，不能完成任务的，板子要打在‘一把手’身上。”

　　尽管有种种“有力”措施，但由于补偿价格与当前丰城房地产市场价格相距甚远，拆迁进度迟缓，与当初制定的“年底前签订协议并搬迁完毕”的目标差距很大。

　　记者从丰城市老城改造分指挥部编发的《内部通报》第8期中了解到，“截至2007年12月27日17点30分，已丈量76户，占28.25%，签订协议39户，占14.5%。”

　　而2007年12月21日编发的第7期《内部通报》更有意味：目前，已掌握18名科级干部为老城区拆迁房屋的产权人或相关人，按要求须在12月20日之前全部签订协议。截至12月21日，已丈量并签订协议的有2人，已丈量评估的有8人，未丈量评估8人。(此处省略了相关姓名及工作职务的内容——记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保局地块的拆迁中，开发商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月7日在丰城市农业银行和丰城市工商银行存入了共约1100万元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

　　而该地块的拆迁户领到的拆迁补偿款的支票上，有些盖的竟是拆迁指挥部总负责人黄副市长的签章，整张支票上没有任何涉及到开发商的内容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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