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峡县货车司机王金伍从2004年开始跑运输，在频频遭遇公路“三乱”之后，并没有像其他货车司机一样保持沉默，而是保留证据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他的行为引起了全国很多货车司机的关注，开始委托他代为维权，于是，王金伍开始自学所有涉及交通的法律法规，仅在2006年，就向全国100余个交警、交通部门提起行政复议、投诉或起诉,小到交警中队、运管所,大到交通部,有80%的案子获得了成功，被很多货车司机誉为“维权代言人”。

　　2008年初，王金伍的行为被媒体报道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关注，截至1月28日，陆续有近100家报纸、新闻网站对他的事情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媒体在关注他个人行为的同时，还对公路“三乱”存在的根本原因及如何解决公路“三乱”进行了反思。

　　从司机到“维权专家”

　　“这几天我们这里下了很大的雪，但是还有司机跑过来找我维权。”1月25日，王金伍告诉记者，最近媒体报道了他的事情以后，他每天都能接到不少货车司机的求助，每天都在帮他们维权。

　　已经40岁的王金伍是西峡县的一名货车司机，当过兵、务过农的他于2004年10月与朋友合伙购买了一辆货车，开始往返于河南、湖北和陕西三地跑运输。如今自己名下已经有了三辆货车，雇了司机跑运输，而他则在县城开了一家货运信息部，当起了“车老板”。

　　王金伍告诉记者，刚开始跑运输时，几乎天天被罚款，交警、交通稽查、超限站等都是罚款的主体，最多的一天，他的货车在陕西被罚1700元，在湖北被罚2000元，跑了一趟运输，不仅没有挣钱，反而赔了钱。后来他从同行那里获知，这已经是业内见怪不怪的事情，“天天挨罚，县县挨罚。”

　　越来越多的罚款让王金伍有些奇怪，交通执法人员常常只罚款不卸货不纠章，他们不听司机的陈诉和申辩，也不做调查笔录，不勘验车辆，司机们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继续上路，但每过一个县就得被再罚一次。

　　2005年3月，王金伍的货车在河南伊川境内一天被交警部门以同样的理由处罚两次，一次300元，一次400元，并且只给开了罚款票据，没有下达处罚决定书。王金伍以程序违规为由向伊川县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后，证实了王金伍反映的情况。随后，当地交警队专门派代表赶到西峡县，向王金伍道歉并退还罚款。用法律维权初获成功后，王金伍就自己遭到乱罚款的事向陕西商州和湖北荆门、孝感等地的交警、交通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复议提出后，进展都让他感到满意。

　　为了搞明白这些罚款是否合法，王金伍购买了《公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的书籍。此后每次挨罚，王金伍都搬出法律条文对照一下，看看罚款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违规。从此之后，无论在什么地方遭遇了公路“三乱”，王金伍都会保留证据，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叫板“潜规则”

　　王金伍的行为立刻在备受公路“三乱”折磨的货车司机中传开了。2005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有同行们遇到乱罚款问题来向他请教，或者干脆委托他全权代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金伍说，西峡县有1000多辆货车，前些年主要从事保温材料的营运，最近大多从事煤炭运输。这是一个不产煤却以运煤而闻名的县，司机们全国各地都跑，所遭遇的乱罚款也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2006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跑湖北线的西峡司机都对襄樊市襄阳区运管所既恨又怕。据称，当时该运管所上路查车辆改型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只要货车经过就扣到停车场，司机去找扣车的人，却被告知要去找科长，科长让找副科长，副科长让去找所长，找来找去的结果被罚一两万元。

　　王金伍向记者介绍了他在襄樊发现的怪现象，一些常在襄阳区车管所附近活动的社会闲散人员“神通广大”，花钱请他们出面活动，只需两三千甚至千儿八百元就能把车要回来。更有甚者，那里还有一次性交2000元保证一年不被罚、交1000元管半年不被罚的不成文规定。

　　这些让货车司机见怪不怪的现象已经成为“潜规则”，很少有司机去质疑。然而，王金伍却开始“较真”。2006年5月，王金伍受30名车主委托代理这一维权案例，他多次跟车到襄樊调查取证，录音、录像、到运管所大厅拍下那个固定的文本……掌握充足证据后，他将录像制成光盘，到襄樊市交通局投诉。襄樊市交通局批转到襄阳区交通局，区交通局表示很重视，一定处理。但两个月过去后仍无音信，王金伍只好又跑到湖北省纠风办投诉。10月3日，在上级的压力下，当地交通局、运管所领导及有关责任人到西峡县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无条件退还罚款，同时，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党纪和政纪处分。

　　成为“维权代言人”

　　“大家都说我是他们的代言人，其实，我所做的其实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王金伍说，同行的信任，让王金伍感到光荣，也鼓舞着他的斗志。仅2006年一年，王金伍代理的维权案例就达100余起，他向全国十余个省市百余家交通、公安部门提起行政复议、投诉和起诉，维权成功率在80%以上。

　　王金伍为别人维权大多是不收费的，有时司机会主动给他些回报，但都不超过讨回罚款的30%，一般也就是两三百元。“这点儿钱哪儿够我维权的成本？但贴钱我也干！”他说，自己有车跑运输，日常开销不成问题，维权并不存在经济困难和开展不下去的困局。他说：“能为同行作代言人，我感到是一种光荣的责任。”

　　2007年2月15日，王金伍组织470名西峡货车车主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联名信列举了交通管理法律法规设定不一致、收养路费的交通部门没有提供基本的通行条件、《道路运输条例》无法律依据三大问题，并指出在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无法找到能代表货物运输户与司机的代表和委员。正是这种客观因素的存在，导致了货运业主及司机反映问题的渠道难畅通、问题难解决、维权难、难维权的“四难”局面。

　　2007年5月，王金伍注册了一个维权网站，专门上传偷拍到的乱罚款录像、照片和票据。每次上传之前，他都给罚款单位发去传真或特快专递，许多问题因此得以顺利解决。网站开通之初，每篇帖子的点击率都高达5000以上。后来这个网站因为种种原因被关闭，王金伍又花3000元申请开通了一个“交通维权网”。

　　光环下的辛酸

　　王金伍备受同行们的追捧，被誉为“货车司机的维权代言人”，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并没有为此感到多少兴奋，而更多则是心酸和无奈。

　　王金伍说，这么多年来，他经常和公路、交警、超限站等部门打交道，看到了很多“潜规则”，他并没有能力去纠正，这使他越来越感觉到无奈。有时候即便是打赢官司，也没办法执行，甚至还给司机带来更多“报复性”罚款。

　　更令王金伍头疼的是，一些县级交通局、市级交通局执法不公，对行政复议申请置之不理，或违反法定复议程序，枉法裁定，袒护下级，推诿扯皮。“在处罚车辆时，有些人嘴里讲的是法，而实际上是变相的抢劫。现在我的心在滴血，眼在流泪，为何这么多行政机关不能依法行政？”

　　在采访时，记者提出要为王金伍拍照，他显得特别犹豫。此前有不少媒体采访他，他都要求尽量不要让他个人“太显眼”，他说，乱罚款是所有货车司机遇到的共同问题，货车车主和司机的整体生存状况比他个人更值得关注，今后他还要继续跟其他司机一起上路偷拍取证，在报上露脸的话，会影响这种取证。另外，他也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因为这两年多他因为维权而得罪的人实在太多。

　　“其实，替同行们维权我不怕花钱、花时间，可是遇到那些不讲理的政府部门，受到伤害的还是我们司机。”为了保护自己，王金伍对外从不留自己家里的地址，信件都是通过一个货运部代收，他也从不在本县范围内维权。

　　引发社会热议

　　2008年年初，王金伍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关注，截至1月28日，陆续有近100家知名报纸、新闻网站对他的事情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媒体在关注他个人行为的同时，还对如何解决公路三乱进行了思考。

　　面对王金伍的维权历程，《工人日报》发表社评说，执法部门岂能让群众感到“不讲理”？文章分析认为，在100个执法者当中，如果99个依法执法、奉公执法，而只有1个执法犯法、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用百姓的话说即“不讲理”，那么，这1%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相当可怕，甚至会影响到百姓对执法队伍的整体评价，所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就是这个道理。在法制社会的正常秩序中，“货车司机代言人”应该是依法执法、公平执法的执法者，而不应该是其他什么人，否则，执法部门存在的意义何在？

　　在看到王金伍的报道后，山东一位时评者石敬涛在《时代信报》发表文章称，公路“三乱”堪称部门非法牟利的“不倒翁”，王金伍这一个体的抗争，弥足珍贵，令人欣喜。然而，在一个公民权利贫困，而公权力却无限膨胀的现实之下，小人物与公权不倒翁的抗争，注定还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斗。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三乱等强权逻辑，别说是参与利益博弈，表达利益诉求，就是最起码的话语权都显现不出来，而只能“天天挨罚，县县挨罚”。最可悲的是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沉默，而不是像王金伍一样选择抗争。因此，他呼吁：不能让小人物孤军对抗公路“三乱”。

　　2008年1月3日的《广州日报》也刊发评论文章认为，王金伍“一个人在战斗”与一群执法者的枉法、其他货运司机的忍气吞声形成了鲜明对照，但进一步看则是一种社会隐痛——法制社会下执法软肋的隐痛。具体到货运车辆载重问题上，交警部门与交通部门执行的是不同的标准，后者基于养路费的标准所限制的载重量稍高。遵守了《公路法》却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而遵守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由于预交了较高的养路费就会使利润降低甚至没利润。这不能不说是法制运行中的“现实悖论”。而这种“悖论”对社会所形成的隐痛显然是绝不可低估的。(记者 尹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