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江苏省政协委员朱晓东骑自行车参加两会时，在宾馆门口被门卫拒绝进入。朱晓东称，“开汽车到星级宾馆，有人主动、热情为你引路，但你骑自行车却根本进不了门。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反映，是一种歧视。”为此，朱晓东向政协江苏十届一次会议提交了《践行节能减排与绿色交通，星级宾馆饭店为骑自行车顾客优先提供停车处》的提案，希望能够解决上述问题。(《东方早报》1月29日)

　　“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反映，是一种歧视”———此消息一出，朱晓东委员的这句愤懑话语，随即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有很多人甚至由此发出郁闷的感叹，“委员骑车”被拒说明骑车的“委员”太少了，他们都出入有汽车，能怪宾馆警卫对骑自行车的委员产生不信任感吗？

　　然而，在笔者看来，“骑车委员”固然很少，但这不是“委员骑车”被拒的根源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自行车已经沦为一种最“弱势”的交通出行方式，“自行车管理”日益从城市的规划图纸上淡出，有的城市甚至干脆取消了自行车道，很多大型公共场所都没有自行车的停车位，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官员还是平民，无论是委员还是百姓，“骑车开会”都有被拒的可能。或者说，在这起事件中，遭遇歧视的，其实不是政协委员而是自行车。

　　在发达国家，自行车管理在整个公共管理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正如朱晓东委员所言，“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在每一个城市、小镇和乡村，人们都可以找到自行车公共设施。各主要路段两边设有高品质的自行车专用道，城区里，专为自行车设置的桥梁、隧道、停车设施、停车棚，随处为骑车人提供便利。而反观我们，骑自行车在多数时候是一种无奈，是一种郁闷，甚至说是一种痛苦。从这个角度看，“委员骑车”被拒，既是偶然又是一种必然。

　　对于一个当今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必然将拥有庞大自行车出行人群的国度，“自行车管理”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退出，不仅意味着一种交通生态的消失，而且隐喻着大众权利空间的萎缩。多数的草根大众，他们没有购买私家车的经济实力，更不具备出门打车的消费意愿，骑自行车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而且它还是“环保和健康”的———方便快捷，可以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可以提高人的生命活力……

　　所以，“委员骑车”被拒所真正反衬出的，是“缺位的自行车管理”，而并非“社会心态的病态”。(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