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以来，香港艺人陈冠希的“艳照门”成为华人世界最大的新闻热点，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姜波将“艳照门”事件核心人群分为4类，即发生者、传播者、炒作者及猎奇者。姜波认为，传播者比发生者更可恶，受害最大的是猎奇者——青少年人群。

　　每个人都在“艳照门”中看到了自己

　　“香港人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艳照门牵涉了名人，警察应该就反应过度地去保护他们？”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传媒法(media law)项目主任韦杜灵(Doreen Weisenhaus)博士的疑问，发人深思。

　　那么，如果不是明星，谁会关注“艳照门”？区区几百张“艳照”，何以引起了如此之大的社会震荡，互联网上风靡的背后，映射出怎么样的社会危机呢？

　　姜波认为任何一个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凡事接触到的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解读，追求猎奇的人们和照片的传播者互为主体，其实“艳照门”发生到今天已经和“发生者”没有关系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思维去再诠释了这个事件，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在“艳照门”中看到了自己。

　　“淫照”数量：他们在攀比些什么？

　　“我有480张！”，“我比你多，有500张”……在全国各大论坛，“淫照”数量的流传之广触目惊心，越来越多地人，习惯将自己拥有的照片数量与他们作比，他们，在攀比些什么？

　　姜波不以为这只是一个单纯的网络间的调侃，而折射了社会系统中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家庭、社区、单位、同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造成了攀比现象，而青少年正是在这场攀比中的最大受害者。

　　姜波并不平静地介绍说：“‘淫照’数量的攀比，体现了青少年成长背后的价值取向。他们首先在比获取知识的能力，其次比了解社会的程度，再次比搜集的技术，最后比谁更能猎奇。对青少年在这方面的思想教育，中国已经到了不能回避的地步。”

　　“艳照门”并不是绝对只有消极面

　　“我承认，艳照门的消极影响确实很大，这个媒体都已经做了报道，我不想多说，我也都同意，但我认为，这个事件是消极面和积极面共存的，不能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看待它。”姜波说。

　　姜波认为，任何好的政策都是在互动中建立的，对于青少年甚至小学生有很坏的影响，但反过来媒体和政府都应该反思，会促进这个保护措施的完善——媒体应该知道把什么关，管理者应该对立法和制度进行完善。

　　对于青少年，姜波认为这对他们有“意外地收获”：帮助他们认识了社会是怎么样的，增加了识别、判断一个社会现象的经验，通过认知走向成熟，“识别的本身就是一个能力超越的过程”。

　　陈冠希更多是引导了“消费文化”

　　在“艳照门”事件中，姜波还看到了文化上的差异，他举例说，每个人都有双重角色，分台前台后。后台吐痰没人管，但在前台吐痰就会招致“嘘”声一片。因此，前台和后台是有区别的，隐蔽地发生某些行为，或许是不应该的，但把它拿到公众前面的人问题更大，是他们创造了“消费文化”。

　　姜波解释说：以前，我们都是在进行文化消费，我们读历史、听音乐、弹奏钢琴，做一些高雅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也是这个社会应当倡导的“主流文化”。然而，忽然就有一天文化消费变成了“消费文化”，它是异常吸引眼球的，比如“艳照门”，陈冠希和众多的香港女艺人，他们更多是引导了“消费文化”，这种低级趣味却能吸引人的文化，对不同阶层的人实际上都是有影响的。

　　姜波说，应该树立和谐的价值观，重建道德，这在现在看来变得异常重要。(记者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