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有“明星委员”之称的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来到深圳火车站蹲点“抓小偷”。据称，春节期间孟浩在火车站曾被偷6000元。孟浩说，这次暗访可用“触目惊心”形容，上次向公安局提完意见，治安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善，“我打算把我今天看到的情况写信向深圳市有关领导反映”。(2月25日《新快报》)

　　身为政协常委，孟浩的行为似乎有点另类。蹲点“抓小偷”是公安民警的职责，政协常委亲赴治安一线，究竟是帮忙还是添乱？假如不是因为自己丢了钱包，他还会这样关注深圳火车站的治安问题吗？如此举动，究竟是出于公众利益还是个人私心？拉着媒体记者一起蹲点抓贼，这不是明摆着属于吸引公众眼球的作秀吗？

　　虽然，“明星委员”的此举会遭到非议，但笔者依然认为，这类“蹲点抓贼式”的行为，让这位广东省政协的常委更可亲可敬，其行为的意义远大于事件本身。在我看来，作为民意代表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其参政议政的方式不仅仅是在“庙堂之上”敢于放言无忌，针砭时弊；能够发挥自己的身份优势和社会影响力，进行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和公开行动，通过“行为艺术”向社会传递积极的信号，也同样值得嘉许。

　　在火车站丢了钱包，如果是一位有点“城府”的政协常委，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向当地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反映，有了某某领导的批示，也许在短期内就能够迅速破案，个人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还有可能收到当地治安部门的致歉信。如果再就此写一份提案，呼吁解决车站治安问题，作为他的履职表现来说，也算合格。但是，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比蹲点抓贼的“行为艺术”更有影响。

　　政协常委到火车站蹲点，大家显然不指望他们真的抓到多少小偷，在现场所发现的治安管理方面的疏漏，顶多只是一些表面的问题和现象。但关键不在结果，而是行为本身就已经表达了一种语言和文字无法替代的尖刻批评，比之那些条理清晰的提案和逻辑紧密的讨论发言，更为直接和感性，容易引起社会公众更多的关注，能够更好地督促有关方面加大解决类似治安问题的力度。

　　有一种传播学理论认为：“人并非机器，不可能完全理性、不偏不倚不带丝毫个性地处理所有信息。”作为民意代表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在关注公共事务，反映民生、民怨的时候，有一点个性色彩，多一些“行为艺术”，让意见表达更有张力和影响力，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作者: 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