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山上运电线杆，肩膀都压肿了

　　新京报：在灾区，你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宋：生活忒简单了，早上5点半起床，吃点儿早点，上山干活儿，中午在山上吃点盒饭，下午继续干，晚上七八点、八九点，也没个准时间，回家睡觉。第二天继续。

　　新京报：你们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宋：先是为了保两座高架铁路，后来是为了通电。这十几天，我们一共恢复了十多座电塔，前后跑了20多个工地。后来主体工作做完了，变成先锋队了，哪里任务紧走哪儿。

　　新京报：工作条件很苦吧。

　　宋：当时都是在山上，那路根本没法走，除了水都是泥，两个人碰面了就得侧着走。你考虑考虑，我都形容不了。摔跤都是常事，一天总得摔个十几跤。一天下来，裤子湿到膝盖，袜子都能拧出水来。

　　新京报：最苦时是什么样？

　　宋：感觉最艰苦的还是往山上运电线杆的时候，一个电杆1.1吨，十几个人抬。我抬着的时候都是咬着牙，再受不了就咬嘴，那几天肩膀都压肿了。

　　初三还是初四那天，我们做完活回去连饭都没吃，太累，不想去吃饭了。

　　新京报：乡亲们都是你号召来义务干活的，他们对这么艰苦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想法？

　　宋：一点也没有。有一个感冒了，发烧到39度，大早起来还想去干活呢。我一摸头，忒热，没让他去。这些天，大家伙都是抢着干活，太让我感动了。

　　以后还是想塌塌实实做个农民

　　新京报：你们哪天离开郴州的？

　　宋：那是干到正月十六，当地电力主线路已经全部通了以后。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决定回家。

　　新京报：第二次？

　　宋：正月十二我们就想走了。因为有当地记者来采访抗灾，偶然发现了我们，回去报了二三十字，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初十开始，一下来了很多记者，我们活儿都没法正常干了。我就想着，这么多媒体为什么采访你啊，你有什么特殊，人家兄弟单位都干一样辛苦的活，你这样还影响人家情绪，就打算悄悄走掉。

　　但是，有人找我们谈话，说我们不能走，各大媒体都等着采访，这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了，就没走成。

　　新京报：媒体的报道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变化了吗？

　　宋：一报道，人家都知道了。在郴州，我们的唐山老乡、当地百姓，都跑到宾馆来看我们，给我们打电话，送东西、捐钱。那宾馆大厅里，堆满了市民和有的单位送的东西，多得能拉一汽车。钱捐了3万多，不过可以打包票，我们13个兄弟，连人家送的一个橘子都没吃过，钱全捐给孤儿院、福利院了，东西也分散捐了。来的时候咱都没考虑钱的问题，现在哪能拿人家的呢。

　　新京报：离开湖南的那天，据说有很多人送行？

　　宋：有上千人送我们。鲜花、水果、用的东西，一个劲往车上扔，我们全都流泪了。

　　新京报：可是，有人说你们这次的行为作秀的成分更大。

　　宋：我知道网上有人这么说，不过呢，任何事物都有善恶的分别，咱不用在这儿分辨。

　　新京报：这次花的钱都是你掏的腰包吧？你家的经济条件怎么样？

　　宋：是，花了三万五。以前就有记者问我，是不是很有钱。我说，是挺富有的，我有巨大的精神财富，那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我爱人老说我“不拿钱当好的，有点神经”。我跟你说，有的人吃馒头感觉很充实，有人吃肉觉得没意思，这完全在于你怎么想。

　　新京报：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宋：塌塌实实做个农民。还能有啥打算？(记者 相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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