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8年从河北省康保县来北京务工，如今已整整20年，现为中建一局集团的一名业务主管。20多年时间里，我入了党，取得了大专学历，获得了工程师和高级政工师职称；曾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按说，我该算“老北京”了，可一纸户口，把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挡在首都之外。

　　首先是孩子入学困扰。没有户口，孩子入托时，就交纳了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对工薪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虽然北京市允许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在京入学，但到高中就必须转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孩子在北京接受的初中以下教育，无法和地方衔接。况且，现在的高考都是各省自行命题，教学和教材也不一样，即便是户籍所在地接收，也要求有学籍。如果没有户口，孩子要么在北京上完初中失学；要么从一开始就回到老家上学，成为无人照顾的“留守儿童”。

　　其次是耕地转让困扰。我在老家有自己的耕地，一直由父母代为耕种。现在父母年迈体弱，无力再替我种地并完成义务工了。我该怎么办？没有北京户口，我不敢也无法把耕地转让，还有宅基地，也只能长期荒废。由此造成很大的土地浪费。

　　第三是政治权利享有方面的困扰。没有北京户口，比如选举人民代表等，我就不能参加；而长期工作在外，老家的各种政治选举活动，也没有人通知我。由于身份不是市民，我也被排斥在北京城市公共与社会生活之外。

　　第四是身份界定困扰。我的身份是农民工，可中学一毕业就来到北京，20年来没有做过一天农活；我在单位加入了工会组织，是工会会员，还是职工代表，这足以表明我是产业工人一分子；我从事的企业党建工作，职称是高级政工师，是名副其实的“白领”，性质离“农民”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在目前的企业连续工作20年，签的是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也就是说，法律上已经允许我长期生活工作在北京。如果继续把我界定为农民工，不仅不准确，多少还有一些被歧视的感觉。

　　第五是管理和服务的困扰。户口在老家，工作在北京，造成了户籍和工作所在地对我的管理和服务出现一定难度。比如，我在评选先进、办理出国护照的时候，就出现了两头派出所均不出具证明材料的情况。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说：“你20年在外地，你有无违法犯罪记录，我们不掌握”；工作所在地派出所则表示：“你是外地来京的，来京前是否有违法犯罪问题，我们不了解”。所以，为了开个证明材料，我反复奔波于两地，托人说情。

　　第六是情感归属困扰。在北京工作20年了,依然处于边缘化状态，心理上总是不能完全获得市民认同，感情上不能完全融入北京文化。我喜欢读报纸，但20年里，我几乎从不看《北京日报》和《北京青年报》，而是看《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总觉得首都媒体上说的事情离我很远。没有户口，总觉得自己犹如一叶孤舟，在人潮洪流中漂泊。所以，每逢过年，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多么艰辛，也要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老家。其实这也是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共有的“情结”。给铁路带来重负的“春运”问题，候鸟一样来回奔波的民工潮问题、外来人口犯罪突出问题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情结”的产物。(祁飞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