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晚婚却是“闪婚”

　　袁隆平的夫人，是他以前的学生。他认为这是“师生恋”。他们在谈恋爱之前就很熟悉了。有个老师从中牵线做媒，便“水到渠成、速战速决”。从介绍到结婚不到一个月。

　　记者将袁隆平的高效率形容为“闪婚”，他听后哈哈大笑，然后回忆说，“我当时30多岁了，很着急。有一天她在县里打篮球比赛。比赛休息的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带她去领结婚证了。对我们来讲，比赛重要，结婚更重要。”

　　美丽贤惠的妻子给袁隆平的生活带来了温馨和幸福。结婚时，袁隆平摆不起酒席，便拿着结婚证去商店买了很多糖果，分给亲朋好友，婚礼虽不奢华，却很热闹，夫妇俩终身难忘。

　　热爱生活的袁隆平，炒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番茄炒蛋、凉面、油炸花生米更是一绝。袁隆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流露出对妻子的赞美。他说，妻子是家里的贤内助，给孩子洗尿布、扫地、抹桌子、买菜等家务，都是妻子操持。

　　“我也不是什么都不管，我教孩子们游泳。”

　　“我自由散漫惯了”

　　袁隆平大学毕业时，毕业鉴定上写着“爱好自由，特长散漫”这样的评语。他对此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自己特别喜欢自由的感觉。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后，很多人改称“袁老师”为“袁院士”，但袁隆平还是觉得“袁老师”的称呼更亲切。“这是因为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里面站着两个售货员。有个售货员就说，你看，袁院士来了，那个就说，那不是袁院士，那是演员来了。她就以为我不会去超市的。”

　　对于很多人称自己为“伟大科学家”，袁隆平更是诚惶诚恐，说“不是伟大，是尾巴大了，尾巴大了也有好处，就是不能翘尾巴”。他对本刊记者说，“去年到美国参加院士会。在华盛顿白宫前面，好多在美国旅游的中国人要求合影、签名。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不能把尾巴翘起来啊，得签。”

　　袁隆平不愿意做“名人”，因为“人出名了不好，一是自由度越来越小，二是隐私权越来越小，就成了关在笼子里面的鸟。”

　　“我自由散漫惯了，现在还是无党派人士。不过麻烦的是开政协会议，无党派人士是个界别，我当组长了，自由度小了。原来开政协会，我有事的时候，跟组长请假就可以了。当了组长就得向大会秘书处请假，自由度就小了。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们1个组长，3个副组长轮流主持会议，这样我如果有事就又可以请假了。”

　　袁隆平就是这样一个“不太受管”的科学家。

　　“我的品牌值1008亿元吗”

　　农民认识袁隆平的很多，股民认识袁隆平的也不少，因为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惟独“隆平高科”是用袁隆平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股票。

　　袁隆平说，“隆平高科”取这样的名字，自己当时是不同意的，一会儿袁隆平涨2分，一会儿袁隆平跌2分，多难看。后来，基于两点原因，他同意用名字上市。首先，2000年的时候，袁隆平已经70岁了，不能做首席专家，课题少了，经费也没有了，“隆平高科”答应给经费保证科研；其次，杂交水稻想走出国门，1998年在缅甸做了试点，联合国粮农组织进行验收，产量比当地最好的水稻翻了一番。但十几亩试验田花了50万元。他们要求至少要试验两年，10个试验点，这就要500万元。自己当时没那么多钱，如果“隆平高科”上市融资有钱了，杂交水稻推广可以继续做下去。

　　袁隆平被称为湖南省的“名誉首富”，他笑着对本刊记者说，“我的品牌值1008个亿，但这都是虚的。”

　　为了下乡方便，袁隆平很长一段时间骑自行车和摩托车走村串户，现在年纪大了，便换成了开汽车。袁隆平有个荣誉驾驶证，不是考的，而是交警大队的书记亲自送来的，上面印着“袁隆平院士惠乘”，终生免检。

　　“反正我也不上街，只是从家里开着车去试验田，最远也就开个2公里。再说我技术还是可以的。”袁隆平说。

　　工作之余，袁隆平通过打扑克、下棋和唱歌来放松心情。湖南省农科院很多年轻人，都和袁隆平打过牌，谁输了，谁就要钻桌子，毫不留情，即使袁隆平输了，他也接受钻桌子的“惩罚”。

　　听说袁隆平的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记者采访时问他有何心得，没想到袁隆平竟然澄清说，“我的小提琴技术不行，是个南郭先生。中央电视台有次录节目，后面有个小提琴高手在拉，我在前面只是做个样子。”

　　袁隆平在大学里是合唱队的成员，专门唱低音。他喜欢唱经典老歌，比如《喀秋莎》《红莓花儿开》，但从来不去唱卡拉OK。

　　在本刊记者的恳求下，袁隆平深情地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老黑奴》……几乎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采访将结束时，袁隆平说，我还会唱黄智的《本事》，我唱给你们听：“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比肩坐在……梦里花儿有多少……”

　　袁隆平就是这样一个快乐平凡的老人。(记者马勇 明星）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