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汶川这场特大地震中,中国行政体系行动迅速,备受关注。

　　中国的草根力量也作出了闪电般的反应。抢援!抢援!抢援!震情吹响抗灾集结号,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不约而同涌向四川盆地。

　　总面积达48.5万平方公里的巴蜀大地,正像一个巨大的水盆将数以万计热心公益的中国志愿者会聚起来。

　　来自团四川省委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9日,在团四川省委登记的青年志愿者已达106万之巨,遍布全国21个省份。这还未将大批尚未登记的志愿者、草根NGO包括在内。

　　我们所需要的远远不仅是调动全国物资。当抗震救灾转向重建,怎样利用那些“官办”和民办的NGO参与灾区重建,或许将是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志愿者如何做得更专业?

　　5月20日,记者在团成都市委门前,碰到一位来自湖北黄石的志愿者刘山。他40多岁,是当地一家工厂的厨师。他在门前绕来绕去,不断地说,“至少我可以为灾区人民煮饭呀!”

　　但他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工作,灾区并不缺少这样的人力资源。

　　5月22日,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称,该市已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大约两三千名志愿者(还不包括各地有组织而来、在团成都市委登记备案过的志愿者组织),其中大部分是大中学生,他们大都没有医护、心理、应急救援等方面的相关特长,没有任何卫生疾病防护的知识,甚至没有携带任何装备(帐篷、雨具、设备、口罩、手套等)和干粮、药品、饮用水。

　　5月24日,四川有关部门呼吁,由于目前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繁重,受灾群众需要平复心绪,恳请志愿者另择时机前来。

　　“灾后救助、重建是件相当专业和复杂的事情,寻找水源、救助站选址、利用草药治伤等等都需要专业意见。如果缺乏专业指导,仅仅带着热情前往灾区救助,可能只会带来麻烦。”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严老师说。

　　NGO如何形成更大合力?

　　震灾发生后,四川“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因长期进行城乡调研熟悉震区地方信息,而迅速成为全国各地20多个有意参与抗震救灾的NGO的信息平台。“我们的信息可以一直精确到哪个村子需要什么样的物品、药品,以防止资源重复投递形成浪费。”在该研究会工作的志愿人员薛启婵说。

　　像城市河流研究会一样活跃在四川成都的还有5月14日成立的“NGO信息平台”,共有50来个草根NGO加入其中,他们以网络为依托募集国内物资(食品、药物、设备)及资金,为NGO提供救灾物资仓储中心,协助NGO组织转运物资,派遣调查队前往灾区进行基线调查,并按照需求转运物资,或就地采购物资运到灾区,为其他NGO及志愿者组织、个人开展救援服务提供协助。

　　对于拥有一定专业特长的NGO而言,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危难时刻让专业团队形成更大的合力,而不仅仅是“八仙过海”,则是摆在众多蓬勃生长的NGO前的新课题。

　　民间力量如何与政府互补?

　　社会关系,尤其是当地官方走到哪里,民间力量的救援活动就能走到哪里。在关系终止的地方,他们的很多救援活动就要戛然而止。

　　救援活动沿着各自的社会关系图谱延伸,是此次民间赈灾救援行动的特点之一。5月19日,一位来自上海的志愿者告诉记者,尽管听说为了便于控制疫情,四川灾区已经开始交通管制,限制外来志愿人员进入灾区。不过,通过一位骐达车友的努力,他们仍得以获准进入该地区赈灾。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对记者表示,如果不让志愿者、NGO更好地组织起来,他们便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灾民的需求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变化,前些日子,他们需要水和快餐面,现在则需要一口锅、米、盐巴、醋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这些政府很难顾及。”

　　严老师表示,当前中国的民间力量组织性、专业性都还十分有限,难堪大任。

　　但是,当中国的民间力量在这场罕见震灾救助之中得到真正地锻炼,或许他们将像台湾慈济一样从一个卑微的起点出发,并迅速成长起来,填补政府主导型公共管理的服务空白,并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