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收入大约几十万

　　用付树民的话来说，这几年钱更好赚了。问起他的年收入是否有几十万，付树民笑着提高声音：“几十万？那也太少了吧……”

　　而李长旭则对记者说，在他的调查事务所里，普通调查员最低的年收入为五六万，“但这是干得很差随时会被淘汰的调查员”。

　　“一般都有十几万，稍高的大概几十万。我们调查员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增长。肯定比同等职能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高得多。”

　　“调查取证高手”培训班里有个“惹眼”的人物，担任讲师之一的“江南名探”——韩冰。

　　韩冰个人经历复杂，高中毕业后，直接参了军。在军队呆了两年，他考上了军校，随后到了刑警大队，在公安系统干了半辈子。1998年已经成了刑警大队长的他，毅然辞职成了一名“私家侦探”。韩冰坦言，当时“下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

　　26岁的吴斌，习惯性地用左手开车——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在两年前的一次“调查工作”中意外受伤后变得不太灵活，可他从没后悔，还觉得值。四年前他从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员，可相恋5年的女友却跟一个生意人闪电结婚。“当时收入太少了，工资才一千不到，她看中一条手链，两千多，我觉得贵没舍得买，就闹翻了……”

　　吴斌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短短几年间，他在杭州买了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帕萨特。他觉得比起同龄人，赚钱要容易得多，“我和当年局里的同事聚会，从来不让他们埋单，一个月就三四千，过日子都紧巴。”

　　韩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精装软包的“黄鹤楼”香烟，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烟：“这一行，干好了一年收入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利用心理学问出的真相

　　很多“私家侦探”，都是公安、武警出身，但用他们的话讲：“明处办案和暗处侦查还是两回事。”警方调查，公事公办，但“私人侦探”的调查权合法性问题，始终受到争议。“除了1993年有过一个《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外，现行法对我们这行其实没有明确的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身为律师的李长旭认为，没有被明确禁止的，就可以做。

　　至于调查渠道，“我们的信息来源渠道本质上和警方是一样的，只是公家是依法办事，我们是按规矩办事”。付树民告诉记者，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为什么那么多调查员是来自公检法系统，因为要有内部的关系网，才好办事。”

　　另一方面，“当十年好警察，未必能当一个好侦探”则是业界一个普遍的说法。“做侦探，玩的是心理学。”韩冰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个男客户怀疑自己2岁大的儿子不是亲生的，觉得老婆曾“偷了人”，又没法让警方协助调查。一方面他不想做亲子鉴定，怕自己的家庭因此而破裂，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心里的疑惑。他想暗中调查，不惊动任何人。当天下午，韩冰就给他老婆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是私家侦探，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谈，那个女人同意了。

　　见面地点是一个日式茶馆。韩冰故意压低声音说：“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丈夫一周以前找到我，让我调查一件事，和你有关，也和你儿子有关。”说着，拉开了手边的书包，掏出了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这是我调查了一周所得到的资料和证据，你做的那些事，我清楚得很。”女人的脸一下子白了，放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韩冰注意到这些细节，心里已经有数了。他继续说：“你是愿意给我点钱让我保守秘密呢，还是愿意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丈夫？”女人一下子崩溃了，哭哭啼啼说了自己两年前的一次“艳遇”，承认了孩子确实不是自己丈夫的。在这一切叙述开始之时，韩冰已偷偷地按下了纽扣摄像机的开关。而那包被韩冰称为“证据”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包废纸。

　　“一个出色的私人侦探，需要同时具备几种能力：认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他必须博闻强识、熟悉法律、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超强的记忆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控能力。”

　　福尔摩思调查公司的“思明”告诉记者，从办案方式上，与前几年相比，整个行业的进步也非常大。“最早那种传统的人跟人我们早就不做了。我只能说，公安的绝大多数调查方式，我们都可以做到。而在高科技手段上，我们的投入更多。”

　　争取“一个阳光的身份”

　　孙茂勤估测说：目前国内大小民间调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在两万人以上。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也加进去，这个数字会突破20万。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好好赚钱，是目前大多数“私人侦探”的生存方针，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愿意这样“不见光”地干上一辈子。上三个月的函授班，跑大老远，花费近5000元来参加这个司法部办的小培训班，学员们无非是想获得一个所谓“官方”认可。在这些“私人侦探”的眼里，似乎任何一个正规机构给予的“奖励”和“名分”，都是弥足珍贵的。

　　2006年，“商账追收师”第一次列入了国家承认的“职业列表”中，私家侦探行业终于渐渐地“浮出水面”了。

　　“正道”出身的孙茂勤虽然一直力挺这些“私人侦探”，但也颇有微词，甚至经常皱着眉头数落他们：“你们这些私家侦探老是搞帮派作风。政府认可是一方面，你们自己也先得有个阳光形象。”

　　但数落归数落，这个培训班的“证书”，也让孙老探长“汗颜”。在他无奈的笑容里，这个司法部下属的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是否有资格开培训班发给私人侦探们“执照”，是个经不起推敲的问题。

　　作为在公安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资格”，孙茂勤的意见是，很多民间问题，由民间调查公司来处理，可以在法律介入之前，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比如婚前调查和企业追债。而司法部门和他们合作，能够把一些工作转移出去。

　　“这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说公安部门破案效率低。主要是私家侦探进行调查是全开放的，更灵活多变，所以公检法部门不妨和他们合作。这是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融合。”

　　而一直保有行业热情的韩冰说他正准备在北京设立公司，专门帮助企业“打假”。

　　“认定假货是公安和司法等部门的事情，但是找到假货制造窝点就是我们的工作了。这是一个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我特别想让外国的同行看到，我们中国的侦探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我也要让普通人都知道，私家侦探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阴暗职业，它是一个阳光下的行业，这两年，我们国内的同行一直在为争取一个‘阳光的身份’努力。”(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据《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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