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游客报平安的电话一直打到深夜

　　在15名突入茂县的伞降勇士中，首跳魏县人李振波和最后一跳辛集人殷远，都是河北人。但是直到返回成都后接受媒体采访，两人才得知是老乡。殷远提到李振波时总是露出有点仰慕的神情，又说李所长一路上对大家特别好。

　　李振波曾说为了保证每人至少有一袋伞兵干粮应急，自己在路上总要看着那些年轻战士，不许他们在路上偷偷咬一口压缩饼干充饥。记者问殷远是不是这样，殷远笑，说自己是老兵，能控制住，又说李振波本人带的八块压缩饼干统共只吃了半块，是吃东西最少的人。

　　“他是不是喝老乡的稀饭比较多？”记者打趣道。

　　“群众从倒塌的房子里扒出粮食来，熬成稀饭先给游客和部队喝。我们是去救灾的，谁能忍心多喝啊？”殷远皱着眉头说。“可是老百姓死活拦着，不喝不让走。有的时候就是拿一次性纸杯喝一杯。”

　　六天六夜，在小分队的指引下，源源不断的食物、药品、器械、帐篷在他们身后从天而降，他们自己却挤在两具单薄的降落伞里露宿，靠老乡硬送到嘴边的樱桃充饥。

　　体力消耗过大，小分队三分之一感冒，有的还发烧，三分之一出现了严重的烂裆。始终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殷远，其实也是这些伤病员中的一个。

　　“但我只掉过一次队，是从茂县到汶川途中经过一个叫九鼎山的旅游点。”当时，300多名滞留游客像看见救星一样围住了解放军。

　　“大批救灾部队马上就要赶到，大家现在已经安全了。我们还要抓紧时间赶往尚未能与外界取得联系的震中，不能停留太久，请大家把自己的姓名、联系人电话写在纸上，交给我们，我们在路上替大家给家里报平安！”李振波说着指了指负重最轻的殷远，“请大家把联系方式交给他。”随后嘱咐殷远说，“千万保存好，一张也不能少。”

　　游客顿时拉住了殷远，很快开始往他的手里、口袋里、装备里塞纸条，很多人已经泣不成声。“我也忍不住哭了出来，这也是我在灾区第一次掉眼泪。”

　　殷远抹着眼泪把一百多张纸条用塑料袋装好，跑了一公里，追上了小分队，重新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那一天，报平安的电话一直打到深夜宿营时。

　　“我没感觉到啥，就是做了点应该做的事”

　　殷远告诉记者，从茂县到汶川，再迂回到卧龙和都江堰，小分队所到之处的伤亡和损失情况，都比原来设想的要小，但是受灾群众的困窘处境仍让大家感到焦急和沉痛。

　　“别管一路上多危险，多苦，有一种高兴的时候，那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殷远告诉记者，特别是到后半程，沿途很多人见到小分队时会说，你们的战友找到了没有？

　　“他们可能是从网上看到了传言吧，以为我们有人失踪。但是所有人的样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心。我就说我们全在这儿。‘那就好，那就好！’他们马上就高兴了，伸着大拇指说我们了不起。”殷远说，那种情况下体会到的骄傲和自豪，已经是对空降兵的最高奖赏。

　　作为一个普通人，殷远在路上第一次感到高兴是在汶川县城，因为政府大院里居然有手机信号了。当他们赶到汶川县城时，已有武警部队先期赶到，政府大院里甚至开进了一辆应急通讯车。

　　殷远马上给妻子发了一个短信。“就是告诉她我在灾区，很平安，让她放心，但是千万别跟父母说。还跟她说，不用回短信，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一离开此地，信号又没了，回了也收不到。”

　　震前，殷远与远在辛集的妻子天天通话，短信也收发不断，但是5月12日晚接到任务之后，他就再没跟家里联系过一次。5月13日妻子从电视上看到第一次伞降未能执行的新闻，就意识到殷远多半在飞机上，她一边找殷远的战友多方打听，一边在公婆面前隐瞒了这个消息。

　　直到接到命令准备返回成都，殷远才给妻子拨通了第一个电话。“我说我在灾区。她说，我知道，我还知道你是跳伞下去的呢。我就笑了，她赌气地说，你笑什么……”殷远甜蜜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其实，各种功能强大的通讯设备一直背在战友的背上。他们给游客们打了数以千计的报平安的电话，却很少有人往自己家里打电话。

　　“家里担心也就是五天十天的时间，过了这些天也就过了，而看着灾区那边的群众失去亲人，吃穿都没有，我没有奢望再给家里打电话。”殷远说着垂下了头。

　　“我们回来以后也后怕，主要是怕有伤病，怕掉下战友。那么艰苦的一路，如果背上一个人就更不好办了。”他轻轻地说，“那一跳，我们没感觉到啥，真的，就是为灾区人民做了点应该做的事。”说到这里，这个在军营里练就了一双“铁腿”的河北小伙子眼圈红了，声音也有点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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