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兴建豪华办公楼而以 “白宫书记”闻名的张治安被停职了,新华社报道说,张治安被调查,与“白宫”举报人李国富神秘死亡有关。

　　前不久,张治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回答网上称他为“白宫书记”一事,“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了,配套的服务设施都要跟上去。我当书记这十年来,全区财政年收入由6000万元到现在1亿多元,区政府大楼也是政府的形象,也是一个城市的招牌。我们去上海考察,发现他们有个法院就建成这样,他们是产权置换来的,发达地区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

　　我觉得张治安提出的实在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不可一笑置之。在张治安而言,讲到“发达地区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当然大有委屈之感,是在为自己兴建豪华办公楼作申辩。但我也可以说,张治安的问题,提出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治理权的平等问题,也算是发出了一个财政决策的天问。

　　“发达地区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可供一笑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不发达地区竟然要向发达地区去学习办公楼的制式和规格吗?发达地区有钱,足以支付高额办公费用;不发达地区没钱,理当节俭办公。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判断,那么无异于是说,发达地区建造豪华办公楼是理所应当的,豪华办公楼的问题是一个支付能力问题。但是,豪华办公楼难道真的是一个支付能力问题吗?以支付能力来说,那些发达国家应该更能支付豪华办公费用,但众所周知,情况并不是这样,权力机构是否拥有豪华的办公设施,是否支出巨额办公费用,并不在于相应地方的富裕或者贫困,而在于权力机构是否能方便地为开出支票。在财政决策不受民众的充分监管的地方,权力机构的办公建筑建得金碧辉煌,是毫不奇怪的;在财政决策被民众充分控制的地方,权力机构就自然要收敛得多了。

　　公务建筑不只是一种功能性的房屋,而且是凝固的语言,讲述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权力形态。世界上,一些地方公务建筑体量巨大、外观巍峨、装饰豪华,显示着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大气势,毫不掩饰地希望引起人们的敬畏、仰视和羡慕;而在另一些地方,公务建筑并不刻意表现这种夸张的神态,不以占领人们的视线,引起人们的震撼为目的,显示了权力被抑制或者主动谦退的性质。

　　看今天的中国,各地公务建筑呈现着怎样的气象呢?人们的视线大多集中在贫困地区或不发达地区的公务建筑是如何豪华,超出支付能力之上,而放过发达地区在公务建筑上壮极美极的追求。人们确实在把公务建筑的档次和风格当成一个经济实力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价值和政治形态问题。张治安问,“发达地区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而人们确实认为,豪华建筑发达地区能搞,不发达的地区就是不能搞,人们甚至认为这便是公务建筑上的实事求是。

　　其实,就权力的属性来说,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并没有不同,导致不发达地区兴建豪华办公楼的因素,与导致发达地区兴建豪华办公楼的因素,完全一样,它与经济实力无关,而只与权力的属性有关。如果发达地区兴建豪华办公楼算是正常,那么不发达地区兴建豪华办公楼也不是罪过,最多算是“时机不妥”。

　　但我们到底对权力有何要求?当然是希望使权力受到制约,变得安静而驯服。张治安的发问,当然意在“攀比先进”,豪华办公楼发达地区搞得,不发达地区就搞得。而我们应有的回答是,豪华办公楼搞得搞不得,不在地区发达不发达,而在于民众是否通过这样的预算。

　　(作者刘洪波,系《长江日报》评论员,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