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这类“官话”成为一种衍续成习的病态

　　宋惠昌(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最近有个报道，说某县安全监督系统照抄另外一个县的工作汇报被查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工作汇报里、讲话报告里，有很多空话、大话、套话。就我观察，一些所谓“正式”场合的领导报告、工作汇报，很多人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屡见不鲜。

　　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思想作风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比如说，“文革”期间那套恶劣的“会风”、“文风”，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唾弃。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组成部分的“会风”、“文风”，真正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旧东西不是那么迅速、那么轻易就能被扫除掉的。以“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为特点的“会风”、“文风”，远未绝迹。

　　肖立辉(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 “官话”因其为官场所广泛使用故名。后来官话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成为“官腔”，即官场中冠冕堂皇的门面话，或当官的找借口，冠冕堂皇地对群众敷衍或责备的空话套话。在这里，“官话”指那些观点正确，但无实质性内容的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废话。虚而不实即为空，空而有序即为套，大话、空话、套话即使正确也是废话。

　　王兆贵：任何圈子有它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话语系统的规则是内在的，隐性的，它并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强制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但在一些政府机关里，你如果不能与通行的话语规则保持一致，率性而言，口无遮拦，就会成为领导和同事眼中的异类，甚至会招惹是非、遭遇麻烦。新进机关的年轻人，由于看不出机关的话语中还有“机关”，常常是惹人窃笑还不知就里。因为这种潜规则在明面上看不出来，使得机关话语系统就像“虚症”、“暗疾”和“隐痛”一样，成为一种衍续成习的病态，很少有人能够不为其所困。

　　●官场中的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实质上是思想作风问题

　　宋惠昌：如果我们认真挖掘这种官场话语的深刻根源，就可以发现，“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之所以成为痼疾，说到底是由于我们的那些“领导者”、“作者”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识。有些同志在发表讲话、撰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是以人民群众的教育者自居，以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教育人民群众、训导人民群众，这样，就必然要颠倒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他们缺乏基本的民主政治意识。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他们发表讲话、撰写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很多，而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则水平低、知识少。所以，他们在发表讲话、撰写文章的时候，就必定俨然是一副“高级领导者”和“教师爷”的架势。

　　大量的事实说明，官场中的“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现象，实质上是个思想作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如果再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之所以能够成为痼疾，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有文化修养方面的问题。我们如果探究某些同志讲话、文章中“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歪风的形成原因，就能够发现，这种风气的形成是由于这些作者缺少“文化”。其表现就是，他们的讲话或者文章，只是一些干巴巴的“原理”、“原则”，一般化而又空洞的“宣传”；如果要求再高一些，则应该指出，这些报告、文章充满了生硬的说教，缺少必要的幽默感。这样，他们的最大本领就是用一些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来应付听众和读者。

　　肖立辉：如果哪个地方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喜欢讲官话，那他的下属和身边的人必然投其所好，以“官话”应对。如果这个一把手喜欢听赞扬的话、肯定的话，很快便在他的身边经常会响起无边的吹捧和“形势大好、领导有方”的恭维话。久而久之，当地的官员会养成闻过则怒的坏脾气。

　　另外，不敢讲真话也与人性的弱点有关。从人性的弱点来看，大家都愿意被赞美、被吹捧。同时，趋利避害又是人的一种本性。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说了真话而“小则丢官，大则丢命”的故事，比干直谏被剜心，司马迁说真话遭宫刑，等等。

　　王兆贵：空话、大话、套话、假话之所以成为痼疾，原因还在于说这些话既省事又保险。从古到今，官场文化都崇尚四平八稳、圆滑老到，讲话自然也要追求稳妥。受我国古代官场文化的影响，在机关的话语系统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俯首皆是。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语言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述。但是，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往往不可能完全如实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假话不可避免的原因。于是，大家说同样的假话，不说还不行；彼此知道是假话，不信也不行。人们都讨厌说假话，又都需要说假话。由于大家都说假话，法不责众，也就不必担心说假话会被揭穿或受到惩罚。相反，极少数说真话者反被视为异类，成了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鲁迅直言时弊，引来骂声一片，张志新敢说真话，招致割喉之冤，可见说真话之不易。

　　●官员不讲真话，不仅失信于民，而且极可能因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失误，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宋惠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中，那种“以人民教育者”自居的传统意识，曾经给一些执政党带来过灾难性后果。在宣传思想工作中，也是如此。因为如果处处是以人民的“领导者”兼“教师爷”自居，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同志、朋友，与干部、群众交流和讨论问题，而必然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在这样的态度下，他们就认为只要把书本上、文件上的话搬来、抄来，再按照领导的“意图”或者什么“新精神”去“组合”一下，就足够群众和一般干部“学习”、“领会”一段时间了。实际上他们的这些东西，是一些充满了指令性话语和教训式词句的教条，令人讨厌，引人反感。空话、大话、套话，实质上也是一种假话！只不过这些假话的层次“高级”一些罢了。

　　肖立辉：官员不讲真话，不仅失信于民，而且因信息失真极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更为糟糕的是，说谎献媚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好处，诚信笃实却常常吃亏受气。不讲真话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更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助纣为虐，套用毛泽东的话，可谓“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所以，2004年底，中央巡视组有关同志针对全国巡视情况大为慨叹：“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官员不讲真话和腐败是当前社会两大危机”。

　　●真正彻底改变以“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为特点的官场语言，一个根本出路是不断提高我们的民主意识水平

　　宋惠昌：如果真正想彻底改变以“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为特点的官场语言，一个根本出路是不断提高我们的民主意识水平，尽快根除那种空喊“民主”，而实质上却以“伟大教导者”自居的专制主义心理，坚决根除那种居高临下地对群众进行“教导”、“说教”、“训诫”的“教师爷”作风，诚心诚意地把自己摆在与听众、读者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同志式、朋友式的讨论、交流。这可以说是宣传思想工作中的基本民主作风。实践证明，这样的民主意识修养，是根治“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恶劣思想作风的一剂良药。

　　此外，要彻底克服目前讲话、文章中“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这类歪风，除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作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之外，加强我们的“文化修养”，也是一个关键之所在。

　　肖立辉：主张讲真话是我们党的一贯传统。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敢讲真话，反对讲假话。”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写进文献。上级的态度决定下级的行为，这要求领导干部要有胸怀和雅量，要当讲真话、听真话的表率，容忍别人讲真话，尤其要认真倾听来自群众的真实声音。只有在那些讲真话的干部面前，才有人愿意讲真话，敢于讲真话，讲真话的人才会越来越多。所以，有的省委领导提出：“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一时引来叫好声一片。

　　此外，还要积极营造讲真话的宽松环境。一是达成“言者无罪”的社会共识。只要是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就不要去禁锢打压。二是形成奖真惩假的激励机制。三是建立健全说真话的权利保障机制。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也规定公民可以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保障表达自由的立法相对滞后，要么有关表达自由的法规层次低，要么保障公民表达的法规权威性不够，并且尚未建立完善的对侵犯表达自由权利行为和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查机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畅通群众的监督渠道，健全对各级干部的双向考核机制。只有让群众人人都有发言权，置领导干部于全方位、立体的监督网络之中，说真话的空间才会扩大，思想解放的局面才会形成。(肖立辉 宋惠昌 王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