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市一位收废品的农民李怀周,近日牵头联合乡亲和部分市民,悄悄地为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立了一块功德碑,颂扬张书记主政登封以来的“功德无量”。(7月22日《东方今报》)

　　消息一出,全国网民都笑了。有人说李怀周是个拍马屁的,并且这马屁多半是拍到了马蹄子上,“就等着看笑话吧”;也有人说即便立碑是李怀周的朴素想法,却也是“狭隘的媚权观念”,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地位,与现代社会的公民观念格格不入。这功德碑立得,还是立不得?一时间引发了人们对于“官德”评价的思考。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的观点是:若批评无自由,则“功德碑”无意义。

　　我非常理解网民对于“吹捧官员”的警惕。它多来自西方“现代政治思维”的一个假定前提:人性是恶的,而官员的人性尤其要从“恶”的角度来提防,只有把公权放到铁栅栏里或者放到透明的玻璃鱼缸里,才能避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避免他们最终祸害人民。从这样的角度想问题,给官员立功德碑这回事情,当然非常的“坏”,无异于愚昧落后的一棵“大毒草”。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割裂中国的传统。窃以为,如果这个功德碑毫无其他背景,也无其他目的,纯粹是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朴素表达方式,那么,我们用这些现代民主思维来讥讽他、嘲笑他,似乎又有失厚道。在中国的传统语境里,很多人是坚信人性善的,而官员的人性尤其是“善”的——内圣方能开出外王花。

　　显然,简单的吹捧或讥讽似乎都有些“轻佻”了——我们不能无视传统,拽着自己的头发空谈现代公民社会,警惕到了只有说官员“坏话”的人才是有现代民主意识的人,谁替官员说好话谁就是“奴才相”;我们也不能死抱着传统,良莠不分地放大“父母官”情结,盲目到官员说一两句“亲民”的话就感动不已,做出一两个“爱民”动作就感恩戴德。

　　今时今日,我们需要接受的应该是二者有碰撞又有融合的一个理念:若批评有自由,则有人立个“功德碑”也没什么可怕,因为伴随赞颂的批评可以起到舆论的“矫正”作用,不至于让赞颂蒙住所有民众的双眼;如批评无自由,一个社会好话当道,大家看到了太多报喜不报忧的东西,则“功德碑”立多少都没有意义。

　　遗憾的是,就目前整体环境而言,赞扬的自由似乎“享受”得很足了,但批评的自由还没有完全享受。酒后到政府门口骂两嗓子被抓的,发个短信说两句书记不是被捕的,到网上发个“非议”帖子被查的……当公民认为“非议”公权的权利没有完全张扬的时候,就会对赞颂公权的话语充满不屑,落实到“功德碑”事件上就是浮想联翩:一个收废品的为什么碰上几次市委书记“私访”就感动不已了?尤其是这些人怎么就能写下“嵩岳巍巍,颍水泱泱”、“赫赫伟绩,惠泽八方”这等文绉绉的词句?背后有没有“高人支招”呢?

　　惟有公权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舆论批评的时候,他们才有资格毫无障碍地接受到舆论的褒扬。否则,面对此类赞颂,恐怕即便心有窃喜,却也只能如坐针毡。(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