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楚天金报》报道，强制拆迁激起群众不满，为防堵“民告官”，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连续多年聘下区内所有律师，以此要求律师们不得再为“民告官”者提供法律援助。因为请不到律师，市民陈显只得自学法律单枪匹马打官司，还有的市民只得到外地请律师。而一些官员却认为这样让律师主动为政府分忧，可以直接降低上访率。

　　按照所签协议，律师们成为区政府的长年法律顾问后，就不能同时担当状告政府方的代理人。显然，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如此独霸律师资源，不仅让普通民众难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律师们也不得不忍受这一无理要求——每周固定时间，必须免费帮助政府接待上访，按照司法局的安排，律师还要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劝百姓少惹事，有时候还得拿法律吓唬人。

　　显然，强大的公权力阻断了老百姓“民告官”的重要途径，对政府部门来说，上访、诉讼的压力都会大大减轻，但是，这无疑会带来权力膨胀、失范等重重危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律师群体就成为社会法律职业工作者，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这种设计本身就带有增强民众抗击公权，捍卫正当权益的初衷。为了约束行政权力，国家还制定了《行政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然而，律师要成为制约滥用公权力的强大力量，除了立法设计，还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律师职业独立。唯有增强律师职业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这种职业独立，首先应该是行业自治，律师职业独立于国家机关；其次是业务活动独立，律师对自己的业务有独立的意志并有控制权。

　　目前，我国律师职业的独立性有待增强，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律师管理实际上采用的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旦强大的公权力发威，律师的职业独立性不得不被扭曲。我们看到，在行政权力的“合理运作”下，在某些地方，律师已经成为某些政府机构的编外部分，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力量无疑被削弱了。

　　律师是维护法律公正的重要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在律师管理体制改革中，应将增加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作为重要目标，有关部门应严格约束公权力，使之与律师群体保持适当的距离。像通辽市科尔沁区那样，把律师关进权力的“笼子”，是法制的耻辱。

　　为防“民告官”而“收编”当地律师的荒唐之举，和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作者:刘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