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营村支书苟民生：

　　弟兄两个因打核桃发生纠纷，到法院告状对谁都没有好处，官司打完之后，两家人一辈子也就不说话了。但咱在屋里把这个事情调解了以后，弟兄两个关系和好了，互相还发了烟。

　　三里营村支书苟民生讲了这样一个打官司的故事。

　　村里王家有三棵核桃树。

　　王家长子王福科娶妻成家后，分得三棵核桃树中的一棵大树，分家另过。依农村的习惯，王福科与他的兄弟王启科二人各承担一位老人的生养死葬。

　　等到两位老人真正年老时，王福科的儿子已经娶妻生子，一家三代居住紧张，本来应该由王福科照料的王母也到了王启科家中。

　　2008年8月22日，王启科将三棵核桃树上的核桃采光。王福科夫妇说这些核桃也有自家的一份，兄弟俩发生口角。弟弟用笤帚抽打了嫂子，嫂子咬伤了小叔子的大腿，医伤花费各近百元。

　　法官说，这起纠纷中涉及了三个法律关系：一是王家兄弟和两位老人之间涉及赡养纠纷；二是王家两兄弟之间争执的核桃树权属纠纷；三是王启科和王福科妻子之间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调处时，有人说要叫老人来做主哩，你说这个核桃是让老大来采摘还是老二来采摘？”苟民生说，“当时我想，兄弟相争，做父母的手心手背都是肉，说公道惹人嫌，向着谁都不行。这个老汉也老了，得罪不起任何一方，于是我就建议驻村法官不能让王家父母参与。”

　　经过争吵、说理、言情，俩兄弟最终握手言和：医疗费双方各自承担，双方都说，七八十块钱算了，不要了，互相把事放下就对了。王家父母暂时由王启科一人照料，核桃树归王启科管护采收，待王福科另建房屋后王母由王福科接到家中侍奉，届时王启科荒坡的核桃树分出一半归王福科。

　　“弟兄两个因打核桃发生纠纷，农村人说，到法院告状对谁都没有好处，最后甭管谁输谁赢，从此以后，两家人有可能一辈子也不说话，甚至几代人都不说话。”苟民生说，“但咱在屋里把这个事情调解了以后，弟兄两个关系和好了，互相还发了烟。”

　　咸宜关村支书肖宏才：

　　以往我都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判断你是有理还是没理，能说下就说下，说不下下次再说。现在这个老办法行不通了。

　　咸宜关村五组的一个小伙骑自行车，把四组的一个女人撞死了。

　　村支书肖宏才跟村主任熬了三四天，这样说，那样说，但是问题还是定不下调子。

　　“这是去年的事，当时闹得很厉害。”肖宏才说，“如果法务庭去年就建好的话，我觉得半晚上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也熬不下这么长时间。”

　　肖宏才觉得，法务庭建到村里，对村干部提高法律意识很有帮助。“咱原来就是说，张三、李四、王麻子把人打了，这家牛把那家牛抵了，咱把两家当事人叫来，从来就很少翻这些法律条文，都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判断你是有理还是没理，能说下就说下，说不下下次再说。有了法务庭以后，按咱村上的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法官依据法律程序调解，和我们的经验相结合，这个工作干起来就快了。”

　　驻村法官周兴国：

　　参审员、调解员成为农村土生土长的土法官。村组干部在处理矛盾、化解纠纷的过程中有了法律“靠山”。

　　驻村法官周兴国进村以后的最大收获是：“法务庭实际上也是法官实践、学知识的场所，是个课堂。”

　　按照法院设计的机制，村里发生纠纷，参审员、调解员先知道，法院委托参审员、调解员“立案”先行调解。参审员、调解员成为农村土生土长的土法官。村组干部在处理矛盾、化解纠纷的过程中有了法律“靠山”。同时，参审员、调解员也给法官提供了融入善良风俗的参考，使得二者能相互借鉴，将法律和现实更完美地结合起来。

　　“我们法院把陇县所有的风俗良序，包括订婚、邻里相持，都弄了几十条，把这些作为审判的依据之一。”周兴国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山区的女娃，结婚前一般向男方索要四五万元钱呢，实际上和买卖一样。但过了两三年以后，她受不了苦，又跟别人跑了。诉讼来了，咱法官咋办呢？”周兴国说，婚姻法规定禁止买卖婚姻，不能把钱给买方。但是实际上在农村你不退彩礼根本不行，不退彩礼老百姓也不答应，亲亲邻邻都有意见。法院通过调查后发现这个有问题，就定了个规定：只要是女方提出来要的钱，一年给人家退百分之几，两年退百分之几，三年退百分之几，最慢八年退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把农村，特别是山区的婚姻家庭稳固了。

　　王马咀村有这么个案子，一个人把他亲娘给打了，重伤害。按照规定必须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官走访后了解到，他亲娘在村里横着走，没人敢惹。

　　在村里开庭那天，围过来六七百人。打人这人在法庭上给他亲娘做保证，说我对你有多好，你花的医药费都认，你以后有啥农活我都帮忙给你做。最后法官判三缓四。他亲娘不依不饶，嘴硬得很，说上诉呢，大家一起喊“哦噢噢”，她就不言语了。

　　周兴国说：“那天的开庭，实际上是在道义上把他亲娘给审判了，在法律上把打人的人审判了，效果很好。王马咀村的书记、村长硬拉扯着法官不让走，说哎呀这人在我们村上就没有人敢惹，你们给解决了！实在不行，村里给你管一顿面该能行吧！”

　　驻村法官景小玲：

　　就算请律师也要赔时间，家里农活多，要搭烤烟，要给豆子除草，怎么都不划算。

　　在村里调解案件，把两家放到一块，减轻了双方的心理压力，在很多问题上也能够达到互谅互让，互相理解，矛盾激化点比在法院处理时能减少很多。这是驻村法官景小玲的感受。她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案子。

　　三个小伙晚上11点看完戏，骑一个自行车，把一个老汉撞伤了，拉去医院抢救，但第二天人死了。

　　经过一整夜调解，四方终于达成了一致协议：由三个小伙子父母共同赔偿死者抢救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4.2万元。

　　就在当事人要在协议上签字时，一个小伙子的母亲说：“先把我娃从监狱里捞出来，我们才交钱。”

　　死者之子生气地说：“你娃是因为把我爸撞死了被公安局抓去的，放不放人是公安局的事情，咱在这里是处理经济赔偿哩，不是做生意！”

　　眼看双方就要闹翻了，景小玲不慌不忙地说：“家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小伙子年仅15周岁，骑自行车肇事是过失行为，双方又同村居住。如果家长能够积极赔偿，死者家属应该考虑向公安局申请首先放人。这在法律上叫诉辩交易，我们完全可以探索。”

　　9月1日，死者之子收到如约履行的2万元赔偿款后，书面申请司法机关对那个小伙子从轻处理。9月2日，在法院的协调下，县交警大队办案人员对在押的小伙子变更了强制措施。

　　四家当事人都觉得，如果案子要起诉到法院，要请律师，现在律师收费都比较高，要跟律师坐车上下跑，也要赔时间，家里农活多，要搭烤烟，要给豆子除草，怎么都不划算。

　　曹家湾镇党委书记闫涛：

　　要是没有法务庭的努力，这案子很可能又演变成了信访“骨头案”！

　　在曹家湾镇试建法务庭，镇上花了5万多元。

　　“法务庭是个新事物，但我看到法务庭对群众有益，为群众着想，让群众不花钱，不跑路，不误工，还能把纠纷解决到这儿，而且普法教育一直送到群众家里，送到群众心里去了。好处这么多，为啥不大力支持？”镇党委书记闫涛说。

　　他的这番话，来源于一件“骨头案”的解决。

　　6年前，陇县流渠村村民李大谋承包了村上的一片苹果园，并向小组长赵新奇交了承包款人民币88.20元，赵为其出具了收条。

　　不久，赵卸职。新任组长查账时未见李大谋的果园承包款，遂向李大谋索要，李即拿出赵出具的收条，坚决不再交纳。小组新班子扣押了李的种地直补款。

　　李多次信访。

　　驻村法官周兴国接手此纠纷后，详细询问了原被告，在调解时依据财务常识单刀直入地对赵新奇说：“常言说，千年文约会说话。6年前你给李大谋出具了收据，就说明你收了李的88.20元；集体账上没有这笔款，就说明你没有将这笔款交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你现在的任何辩解都说不过这张不会说话的条据。”

　　法官拿出了处理意见：“赵新奇退还李大谋果园承包款人民币88.20元，李大谋将此款交村民小组，村民小组立即发给赵新奇种粮直补款。”

　　双方均无异议，当即履行。

　　“要是没有法务庭的努力，这案子很可能又演变成了信访‘骨头案’！”闫涛说。

　　记者手记

　　记者从陇县县委书记杨宝玉口中得知，今年10月10日前，陇县各乡镇都将在本辖区选择人口多的地方试点“法务庭”。法官不足的镇村，由村综治办协调、安排参审员、调解员及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参与法务庭工作。另外，此项工作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对未按期完成任务的乡镇，县上实行平安建设一票否决制。

　　宝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乌永陶也向记者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法官进村、一村一法官，把书本东西搬到实践中去，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新事物、一个新创举。”他认为，现在司法制度设计精确得很，但是精确了以后咋办？这就需要金钱来解决。打官司要请律师、写状子……有些群众打不起。所以说，群众打官司难，根本问题在于执法的理念与群众要求不相适应了。在反思执法为民这个问题上，陇县法院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但乌永陶同时表示，来陇县之前，他听到了这样一些说法：村上已经有了调委会，镇上有调解办，法院把这个事情揽在你手里，目前看起来好着呢，但长期下去精力根本不够。他也有同样的担心：现在法官资源很紧缺。陇县有48个法官，行政村有158个。如何分配？还有，对农村而言，开法务庭就得有房子。你来弄个房子，他来弄个房子，村上能否承担得起？你不来了，把房门一锁，人家来了想用也没办法用了，村上有多少房子给你？

　　乌永陶建议，能否搞一个流动的综治办，由综治办带上法官、警官、司法所人员？比方说，周一是警官来，周二是司法所工作人员来，周三是法官来，错开，张榜公布，让老百姓都能知道。如果老百姓觉得这个案子放在法院来解决，那法官这几天就住在村子，把这个事办了；如果这个案子属于公安管辖，就让警务室民警办好；如果这事属于镇上管理，就让镇上处理，让司法所来调解。乌永陶认为，在现有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到“资源整合”。（记者 台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