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民工没有共同语言”

　　黄伟木想成为一个英雄不是偶然冒出的想法。在他看来，如今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和他的童年有颇多关系。黄伟木1984年出生在广西贵港的一个普通农家，“生活比较贫困”，他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从小学到初中他自己认为“成绩还可以”，初中毕业时，家中负担较重，父亲要他报考中专，他执拗地填写了高中志愿，后来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但父亲没有让他继续读书。从那之后黄伟木离开家乡开始打工生涯。“我现在能理解家里的情况。”经过6年的漂泊，黄伟木说，“毕竟以前我家住的是瓦房，我没上高中家里就盖了楼房。”

　　黄伟木在服装厂做卧底的4个月里，特意给自己的手机办理了停机保号的业务。“断掉和外界的联系，我就是担心别人有什么事破坏了我的这个计划。”黄伟木说，在他的心里这个计划是“神圣的”。这段时间没有人能找到他，过一段时间他会到网吧上网，偷偷在QQ空间里写下“卧底”的心路历程，但并不开放空间，有待一日他期望自己名闻天下。只是偶尔他会给广西家中的父母通个电话，告诉他们“一直在化工厂上班，一切都好”。

　　黄伟木有时也有些愧疚，他已经5年没有给家中寄过钱。当他和大多数农民工聚在一起时，别人总会问他“你一年能给家里拿多少钱？”黄伟木对于这样的问题很反感，觉得自己和其他农民工没有“心灵沟通和共同语言”。

　　黄伟木的父亲曾在外打工多年，如今年过五旬，已回乡种地为生。他的姐姐和弟弟都在广东打工。这样的家庭给黄伟木提出的要求是“多挣点钱，置些家当早点成家”。因为“理念”不合，他和家里一度闹得很僵，“很少打电话回家”。去年，他曾回家一次，和乡亲聊天，乡亲们觉得他“很有思想”。他和父亲深谈，“想趁着父母还能自己生活，自己还年轻，想搏一次。现在是没能力孝顺家里，以后成功了，会更好地孝顺。”在他的梦想中，“一定要成功，就是脱离农民工这个阶层。”他一度迷恋励志书，现在意识到“很多书都是骗人的”，连书名都已经忘记。

　　平时在城市里，黄伟木很少和农民工群体在一起，“最多也就是在一起吹吹牛”。在他的心里，他自己“和其他农民工不一样”。比如，一起看电视，他总会把频道换到新闻，其他农民工会笑话他，“那些国家大事跟你有什么关系”。黄伟木“懒得和他们解释”。在制衣厂“卧底”，他更是尽可能不和别人袒露心扉，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和他开玩笑，问他“看上厂里哪个女孩”，他就拿出一张和朋友孩子的合影给别人看，说，“这是我儿子，都上幼儿园了。”糊弄过去不再纠缠。但是他会想办法了解工友的想法，比如建立一个叫作“缘聚长缨”的QQ群，把工友都拉进去。“他们都喜欢在空间里写自己的感受，我可以多了解一些。”黄伟木说。

　　有时，他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工于心计”，但每次他都告诉自己，这样做出发点是好的，因为自己“有神圣的目的”。

　　现在，他的姐姐已经从电视上知道了他所做的事情，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顺手回了一条短信，“你心里支持我就行了”。

　　“我知道工厂的压力， 但也不能一直侵权下去啊”

　　黄伟木是8月31日离开工厂的。当天他还在车间干活时，他的组长和手下的工人抱怨，“听最近的新闻说，如果没签劳动合同，一个月应该补两个月的工资”。一直闷不做声的黄伟木突然冒了一句，“只要你们支持就行了。”组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多想。

　　第二天，组长就和其他工友一起接到黄伟木的短信，同时也看到网络上的热议。过了两天，有劳动部门前来检查，要求暂时停工。

　　工厂经理把几个组长叫去开会，要给大家补签合同，但是日期写的是从5月份开始。经理对这些处于工厂中层的组长们说，“我们把你们福利提高了，我们的厂就越做越小；倒闭了，你们到哪找工作呢？”

　　黄伟木的组长最终没有补签合同。他认为如果签署了这份日期为5月开始的合同，就意味着拿不到以前的补偿金。这个曾经在制衣行业打工十年的组长，在这家工厂每个月拿一千多元薪水，每小时加班费两元五角。“体力比工人轻松，但是头脑不轻松，挣得还不如计件工人多。”他说。

　　这十年中，这位组长一直在广东的制衣厂工作，从事过各种岗位，换过五六家工厂。在他看来，十年中的薪水没有太多的变化。“以前人少，做得件数多；现在人多了，还是那些钱。”这位组长说，“只不过这一年多，小的服装作坊倒闭了不少。”8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初步统计，中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

　　这位组长十年来都在小作坊工作，大多数工人不知道任何与《劳动法》有关的知识，大多数工人都认为“出来打工都是这样”。近几年，很多农民工维权事件在媒体闹得很凶，但他从没遇到过。这一次他知道，工友们都支持黄伟木，只是“不敢站出来说”。

　　黄伟木所在的汇晟服饰有限公司，在广州工商局的注册信息中显示注册资本为10万元人民币。这是一家拥有自己品牌的服装公司，专门制作童装。据黄的组长观察，“出货量还可以，每个月可以出十多万到二十万件衣服。2008年春夏装就给了我们80万件的指标。在广东的服装厂里属于中等规模吧。”这家服装厂有150多位工人，干不完的活就外包给其他小型工厂。“养活着十几家小厂子。”

　　按照黄伟木自己根据《劳动合同法》严格计算的薪酬标准，他工作4个多月的时间应得工资47201元，而现在他只拿到4203元。只工资一项，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工厂成本就会是现在的十倍。这对于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劳动密集型工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我知道工厂的压力，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社会总要进步的啊。”黄伟木说，“我不是想把厂子搞垮，也不是想鼓吹劳资对立，就是想让他们能自觉依法整改。”

　　现在，黄伟木已经拿着掌握的证据到劳动仲裁部门立案，案子将在10月8日开庭。他的证据中就有他自己所统计的加班时间，从4月进厂到8月底离厂，工作日加班237个小时，休息日加班376小时，法定假日加班10小时。

　　立案之初，黄伟木很担心“潜在的暴力威胁”。于是他大量在网上发帖，主动联系媒体，“想用舆论声势保护自己”。工厂方面始终保持低调，工厂经理三次挂断记者电话，只留下一句话，“这件事情清者自清。”

　　黄伟木承认，自己做这件事之前有自己的目的，比如“想在这个事件中尽可能展示自己的潜力，期待有伯乐能够发现”。他说话中喜欢用“国家利益”“社会价值”这样的词语，QQ空间里收藏着温家宝的名言，会为一篇帖子的标题绞尽脑汁修改六七次，和记者聊天会说“这段不要写，以免分散别人的注意力”。

　　从工厂离开后，黄伟木一直没有工作，收集了众多材料和各路记者见面。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未来。“我创造了社会价值，我觉得我都可以靠这个创业啦。”黄伟木说，“比如做一个公益维权网站，有一点钱可以正常运转就可以。”

　　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仲裁结果，也做好走上法庭的准备。“我要等到这个事情了结，才去做别的工作。”黄伟木说，“我现在就靠积蓄生活，虽然没什么积蓄，我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功。我能借到钱的，当然不是找农民工朋友借。”他说这话时，精神很足，胳膊上的皮疹红得一片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