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方官，常是要断案的，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动辄需要“大人”过过堂；现代地方官，是不能乱断案的，为了不干扰司法要尽最大可能避免乱插手。遗憾的是，有的地方官思古之心太重，非常想回到古代，过一把县太爷断案的瘾。

　　据3月19日《京华时报》报道，17日晚，吉林省松原市男子龙大海持铁钳等工具，破坏了35米长的绿化带护栏，被管理人员当场抓住扭送警方。松原市市委书记蓝军批示，要求龙大海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18日中午，龙大海通过媒体“向全市人民道歉”，当晚，松原电视台通过《松原新闻》栏目播放了龙大海公开道歉的画面。

　　此消息在网上遭到了很多网民的“炮轰”。原因很简单：一个市委书记，从哪里获得的“处罚权”？龙大海破坏公物不假，但自有拘留等法律手段“关照”他，作为领导，凭什么要求一个小人物向全民道歉忏悔呢？网民的炮轰不无道理：现在是公民社会，最需要做的是规范权力的边界，该你管的你必须管，不该你管的一点都不能管，否则，这不是权力过界、权力滥用是什么？公开道歉也是一种惩罚，而对公民予以惩罚，只能由司法机关做出裁定。

　　本来对这位书记大人搞搞普法教育也就罢了，怎奈同日媒体上，出现了另一则关涉“书记批示”的新闻，两者放到一起一对比，就耐人寻味了。

　　同在18日，《求是》杂志旗下的《小康》杂志记者陈勇，分别在个人博客和论坛发出《致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的一封信》，信中称其在长沙采访期间，遭到岳麓区城管人员殴打，无奈之下向省委书记求助。这种“求助”几乎可以理解为：希望得到省委书记的重视，最好再能做个批示，追究责任者，挽回公道(3月19日《重庆晨报》)。

　　陈记者的行为很“怪”吗？恐怕没多少人会感到奇怪。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遇到“委屈”之时，都会本能地想到“向领导申诉”，并希望领导能做个批示，让矛盾迎刃而解。批示的人位置越高越好，惊动书记当然好，最好是能“惊动中央、惊动总书记”。随便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深谙此道。

　　这俨然就是悖论：一方面，我们倡导法治，倡导官员管好自己的手，另一方面我们又有着强烈的“青天大老爷”情结，动辄把本该进入法律渠道去解决的问题，拉扯进“官场”来。而事实证明，后一种途径现实当中常常更有效，因此也更常见。还记得湖南郴州的彭北京老汉要与当地法院院长“决斗”的新闻吗？当时郴州市委书记曾有过一个“必有冤屈”的批示，此语被很多支持彭北京的人津津乐道，“看看，市委书记都说有冤屈了，难道还不说明法院无理吗？”这就是我们常有的心态：只要有利于我们的立场，书记的批示尽管越权，也会被选择性忽视，拿来发挥；如果不符合我们的立场，我们才会洞见书记批示的不妥之处，跳起来批判。

　　“书记批示”已经集仙女与魔鬼于一身，深深地陷入尴尬。理想的逻辑，是法律的归法律，书记的归书记，但现实中很多本该归法律的事情，有太多利益在其中撕扯，法律没管好，也管不好，所以我们更习惯用权力来裁断。但书记裁断的手一旦上瘾了，也难免就要做点“你必须向公众道歉”这种古代青天县太爷才能做的决断来。这种不同级别的权力之手在法律中四处搅和，反过来又必然弱化掉法律的权威与独立，案件行政化、司法权力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这些年很多领导同志法律意识强多了，作批示充其量是“督促”：请××同志依照法律程序严肃处理。一般不会傻乎乎地公开批示“请对某某人判刑多少年”、“将某某人拉出去示众”，除非这官员有些二百五。这样的“督促批示”表面看无可厚非，其实也很尴尬：既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还批示什么？难道不批示就不严格依法？

　　这就是尴尬所在：我们知道过分依赖领导批示解决司法问题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但我们在现实中又不得不去苦苦寻找领导批示，希望领导批示能为自己挽回公道。大家都这样，一边骂着滥批示，一边期待着利己的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