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军告诉记者，每次他向父亲要钱，不管多少，父亲都会如数给他，尽管父亲自己也是囊中羞涩。有一次，关军说自己出去偷钱是因为在家“没电视看”，父亲二话不说，立即筹钱准备去买台电视机。但就在准备买电视机的前一天，关军再次因为偷钱被派出所带走。“买电视机的钱就全部用来赔受害人了。”关军说起此事时，眼圈红红的。

　　关军还说，父亲为了保他“平安”，平均每年都要赔个七八千元，至今已经赔了不下八万元了。“每次被人追时，就会非常想他出现。”说到这儿时，关军头低了下来，“但不知怎么的，每次他又打又骂叫我不要再偷，我就越想去偷，谁叫他不管我！”

　　虽然他一直表示自己不想看见父亲，但记者在临走时问他现在最想见谁，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爸爸”。

　　“我真的没有朋友”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把他们当朋友看，我真的没有朋友。”当记者问到关军的“朋友”有没有来看他时，关军突然说出了这句话。

　　虽然在家里处于最弱小的地位，但关军在孩子群里却一直是个“头”。他说自己很怕寂寞、孤单，所以希望与“朋友”玩闹。为了不让其他孩子看不起，特别是让年长的孩子“服”他，瘦弱的关军便想出了以钱来拉拢人心的办法。

　　关军说，其实“朋友”都知道他的钱是偷来的，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关军偷，而他们也都用得心安理得。说到这里，关军特意解释了一句：“其实他们中有些人也是这么做的，谁有钱请大家，谁就是老大。”

　　在关军看来，跟着“朋友”很“威风”，可以随意欺负别人，包括比他大比他壮的人。

　　一次，关军偷了同学的东西，那个同学的哥哥———一个比关军壮实、高大许多的男子，气冲冲地跑来学校要教训关军，结果反被关军的一伙人给打了回去。也就是从那刻起，他认识到了“朋友”的作用，他说自己的“任何事都可以拿钱叫社会上的人摆平”。包括他父亲一次次地用钱把他从受害人手里保出来，都让他变得更加“金钱至上”，更加坚信“没有钱搞不定的事”。

　　虽然关军始终嘴硬不承认，但民警告诉记者，关军多次说过，他受不了没钱花时别人说他没用。

　　因为“朋友”，关军还住了好几次院，其中有几次还是和人打群架受的伤。“不去的话就会被看不起。”关军说。

　　难以触及的内心世界

　　记者问关军，记忆中有什么重要的人，关军不假思索地说：“小学六年级时，有个教数学的张老师，对我很好。”但对于怎么个“好”法，关军歪着脑袋想了半天，却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说：“经常跟我们聊天，跟我们玩，不会看不起我。”

　　记者发现，关军谈话中出现最多的词语是：“孤独”、“寂寞”、“看不起”。“不要看他整天嘻嘻哈哈，但其实他内心很封闭，让人努力半天，也接触不到他的内心世界。”关军的老师无奈地感叹道，“其实他只是渴望被别人关注，被尊重，仅此而已。”

　　当记者将老师的评价如实转述给关军时，关军呆愣了半天没有说话，不知道他心里是否真的明白。

　　希望他能明白。

　　个中滋味

　　关军的“神偷”生涯在他14岁这年因为外力而中止，我们不知道，少年收容教育能否让他摆脱这14年的生活烙印？当他再次回归社会时，他是否能够收获真正的亲情和友情？

　　关军对父亲的感情错综复杂，他既崇拜又害怕父亲的暴力，既想表现自己的“独立个性”，又对父亲要么放任要么痛打的教育方式非常不满。少年的直觉让他认为“连爸爸都不要我了”，为了引起父亲的关注，他甚至会故意去挑战父亲的权威———正是这种脱轨的教育和疏淡的亲情，使正处于心理逆反阶段的关军最终走上歧途。

　　同时，正处在情感发育期的少年，非常需要正确的自我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恰恰是在与他人尤其是伙伴的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而关军的悲剧就在于他的自我认同感来自于与其有着类似经历的“朋友”。就像他所说的，身边的“朋友”是谁干的坏事越多、越有钱，就越受欢迎，反之，则受到排挤———所以他潜意识中并不认为这是错的，甚至认为这是赢得他人尊重和关注的“好东西”了。所以，从关军在他的那群“朋友”处获得“认同感”开始，他的价值观就已经走向了扭曲与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