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

　　2008年7月21日，杨国庆在黄土洼后面的山梁北大台上挖到一枚日军身份牌。

　　杨国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日军的身份牌战时是绑在士兵的腋下，如果不是丢了性命，就不可能遗落。“铜质的身份牌，上面有明显的冲撞痕迹，肯定是子弹或者是弹片撞击，而且是近距离的。”

　　几分钟后，杨国庆在一个角落里一榔头下去，刨出6枚没炸过的炮弹。“当时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起来。”杨国庆回忆起这件事，不由自主地咧了咧嘴。

　　杨国庆说他走过那么多地方，还从来没有在北大台上找到那么多残片。“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恶仗。”杨国庆判断说。

　　“一场恶仗。”1937年8月21日的那个早晨，驻扎在黄土洼上的傅竞芳可能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他的身份是第七集团军第十三军第四师第十九团的团长。

　　日军在南口、居庸关遭到挫败，这天拂晓，开始迂回到中国军队右翼全线发起总攻，其中的一个主攻阵地，就是昌平西南45公里的黄土洼。这也许是整个南口战役迂回线上战况最激烈的。

　　40多门大炮的无间断轰击，3队飞机无休止地盘旋在上空，机关枪的扫射和炸弹的轰炸，这道山梁陷入一片火海。在一个垭口，第一波轰炸过去，十九团的一部分就葬身于炮火之中。

　　紧接着日军蜂拥而上，十九团团部被围，伤亡殆尽。团长傅竞芳带着伙夫、马夫等人在山梁上和敌人展开肉搏，双方往返拉锯。日军一次次进攻，一次次铩羽而归，终被打退。北大台上尸山血海。

　　杨国庆说，那一天，他冒着生命危险，小心翼翼地用绳索和衣服将那6枚没有爆炸的炮弹炸弹单个绑捆，运回昌平，交给治安大队。

　　“治安大队把我叫去训了好几顿。我前前后后去了三次，又是写材料，又是按手印。”杨国庆提起这件事，挠了挠头。

　　此后不久，杨认识了黄土洼村的马复增和他的侄子马全文。

　　1937年农历七月十二，18岁的马复增，在家门口吃饭。村里有人跑来说日本人过来了，他就收拾家里的东西，带上吃的，拿些衣服，牵上牲口往北边跑。

　　之前他就听说南口那边在打仗，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山头都是中国的兵，日本人从下往上打，满坡死的都是人。开始是在南口打，打着打着，战场就朝这边转移，然后双方在北大台上交上了火。

　　北边是水头村，不像黄土洼村这么靠近战场。当天他没进水头村，在野地里蹲了一宿。4天后回来，在村口的小庙跟前看到两个伤兵。马复增说，当时他不清楚这场仗是怎么回事，但知道中国兵是自己人。

　　打完仗，村里人在北大台上捡了不少东西。马复增也去了，他说他到山梁上，特别难受，山梁上中国兵死了一地，人走过去都插不进去脚，尸体没有完整的，很多人死时手里还攥着枪，扯都扯不下来。

　　马复增和乡亲们把那些中国兵埋在山上，两个伤兵养在村里。一年后大伙凑了盘缠钱，送他们上路。

　　之后的几十年，马复增常去北大台。那场战争让他一直念念不忘。身为农民的他，内心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我要把我看到的东西，像传递东西一样交给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

　　马复增把这个任务托付给如今已近60的侄子马全文。作为昌平区一名小学教师，马全文用文字记录了叔叔关于那场战争的所有记忆。他把这些材料系统整理，交给昌平区档案馆。这些材料，后来流落到杨国庆的手里。

　　在杨国庆看来，马复增“本人就是活的历史。我从他身上发现了很多史料上空白的地方，甚至还纠正了史料上的一些错误记载，比如史料上说日军进攻黄土洼时使用了毒气弹，但是马复增说没有，他亲自到了北大台，没有看到过任何熏炮的使用痕迹”。

　　如今，90岁的马复增住在南口镇七间房村的一个小院里，靠着每月150元的补贴生活。负责照顾他的，只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几个月前马复增开始哮喘，而且越来越严重。他说他恐怕没有几天活头了。

　　“70年了，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那场仗。即便是知道的，能够活到现在的也寥寥无几。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

　　此时，杨国庆就在他的身边。杨国庆说，一场这么大的战役，如果到最后只有三个农民记住，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纪念馆：有，总比无好

　　杨国庆想给南口战役建立一个纪念馆，是因为台儿庄。“南口战役的意义一点都不比台儿庄弱。从规模上讲，南口战役中国军队参战6万人，伤亡3万多，致敌伤亡15000人。台儿庄参战46000人，伤亡失踪7500人。从时间上讲，南口战役早于台儿庄战役半年多。虽然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南口战役却是抗日战争初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团军阵地作战。为什么台儿庄战役有纪念馆又被拍成电影，南口战役却没有多少人记住呢？”

　　杨国庆固执地认为，南口战役之所以和台儿庄战役有这么大的区别，是因为他的指挥者是汤恩伯，而不是李宗仁。

　　1937年，南口战役发生，《大公报》的记者方大曾到战场实地采访这位将军——

　　“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的确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都不要命了，大家都决心把一条命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绥东所见到他的那样状态，他穿一件短衬衣和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时间，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来维持着，瘦得跟‘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原来是一定很合适的，但是现在看去，已经特别肥大了，大得能伸入一只手去。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么卫兵、勤务兵呢？早已经加入火线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挥，对着兵士沉痛地说：‘我们要好好地打呀！’他只能说这样简单的话了，他简直就不会再说第二句话。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就充满了泪水，怎么能流出来呢？只好又从鼻子里噎了进去。”

　　这位将军，在南口战役几个月后，再次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在那场战役中，他的部队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后来，人们只记得李宗仁。

　　“都是为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就应该有人记住。”杨国庆点燃一支烟，手在发抖。他铆了一股劲，要在南口建一个纪念馆。和杨国庆熟悉的人，都说他现在魔症了。

　　妻子薛佩英也有些意见。店里生意都交给她，丈夫每天跟上班似的，天不亮带上点水就上山，风雨无阻，三年算下来，车的开销、店里雇人、活动的开销，七七八八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特别让薛佩英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谁知道战场上都埋了些什么，万一出个意外，怎么办？

　　“建纪念馆，最难的还是身份问题。”杨国庆谈起他目前的困境，叹了口气。

　　平时上山收集残片，杨国庆没少被护林人、管理者驱赶。“他们问我干吗的，我说收集战争残片的。人家问我哪个单位的，我说我是个农民，结果人家就把我轰下山。”

　　杨国庆觉得需要开个介绍信，证明他不是干坏事的。他到昌平区档案馆，希望馆里能给开个证明文书，结果失望而归。

　　此前，有人在日本购得两册有关南口战役的画册，捐给昌平档案馆。这是档案馆关于南口战役的唯一文物。档案馆文物征集科科长徐连英说，杨国庆收集战争残片，我们表示欢迎。

　　2008年清明节，杨国庆再次上山，看到那些散乱在山梁上的战士的遗骨，杨国庆的心里沉甸甸的。回来之后，他修修改改，认真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昌平的区委书记，一封寄给区政协主席。现在也没有回音。

　　“也许是人家工作太忙了。”杨国庆这样解释道。

　　时代也在变化。2007年1月，昌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昌平区区志办公室汇编有关历史资料，出版了《南口战役》一书。

　　2009年3月29日上午，杨国庆又去了一趟昌平区档案馆，看望他存放在档案馆里面的东西。那些他花了三年时间搜集的残片，现在被堆积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这是在昌平发生的战役，昌平应该做出一些事情。政府不来弄，我就自己弄，弄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总比无好。”

　　这天晚上，平时不喝酒的杨国庆要了几瓶啤酒。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最近想做个碑。“我去有关部门提过这个想法。他们说这不是你想弄就弄的。政府不同意，我就想自己掏钱做块碑，自己背上阵地。比如850阵地，牺牲了那么多人，应该有个碑。”

　　其实，70多年前，有一个人曾经有过和他一模一样的想法。

　　“这回如果丢了南口，对于这一批阵亡将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纪念碑，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复南口之后了。”说这句话的人，正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时任第十三军军长，后来被列为“战犯”的汤恩伯。

　　至今，南口克复已经64年。 ★

　　(本文参考了《南口战役》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