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现代化也要看看是不是适应我们山区的现代化”

　　齐东是禄丰县某村的一名村小组长，2006年，他所在的乡被列入了云南省“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他们村也由此获得了烟草公司和当地政府的资金、技术支持，完成了烟田建设、烟水配套工程、灌溉小水窖和现代电烤房等工程，烟农们还得到了生产所需的烟苗、农药、煤炭等补贴费用，村里的烤烟生产进入了现代化进程。

　　然而，烤烟生产的现代化进程本来是为了服务烟农，提高生产力，增加烟农收入的。但是两年来，村民们对现代化的抱怨和担心越来越多。齐东所在的村由于进入了县里的烟田规划面积，因此修了一条很直的灌溉沟渠。然而这个“看着很像样，方便领导视察”的沟渠，却给村民们增加了不少麻烦。

　　“许多人家的一丘田，变成了两丘甚至三丘、四丘。田改小了，没有补偿，为了大家的利益，也没什么话说。但到犁田的时候，就有麻烦了——不仅犁架来回往返，很累人，而且两丘之间隔着沟，牛跨不过去，没办法犁田才是最麻烦的。”齐东说：“更重要的是，公司只在纸上看地图，不去实地看有没有水源，规划不符合实际。其实，有些水源早就枯了。”

　　他说：“在我们村挖沟的时候，施工队为了工作方便，在沟的旁边推了一条路来运沙石料，这条路占了村民的麦田，过后也没有青苗费的补偿。我们投工、投劳参与建设的水窖，最后却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根本蓄不了水。”

　　在村民们看来，烤烟连片种植，虽然有一定的好处，但这一规划更多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被规划成连片的田地，就是不想栽烟也得栽了，闲着也不能栽其他的作物，不同作物间的病虫害会影响到烟叶的质量。”齐东说。

　　该村委会另一个自然村的村小组长李静宜也对烤烟生产的现代化有不解的地方。她说：“自从搞起了现代化规模生产后，烟就不能想种哪里就种哪里了，非得种在上面规定的地方，否则就拿不到交烟的合同，最后交不了烟。生产也不自由，上面叫你统一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你今天之内盖好薄膜，就是请工也要盖好。像我这个当小组长的，又要催大家干，又要忙自己家的活儿，太累了。其实何必催着统一弄成一个样呢？不过是上面来检查工作时，样子好看一些。老百姓自己栽的烟，肯定不会让它晒死，就是不催也会弄的，毕竟那是关系到自家收入的大事。”

　　烟农们说，而最折腾人的，就是那12座看上去很气派的现代化烤烟房。“我们只用了一次就不敢再用了，因为70%的烤烟不是全毁了，就是卖不上价，最后大家只有重新用自家的小烤房。”齐东说：“你知道为什么吗？现代化的烤房是定时、恒温、用电的，而且不能停电，但在农村电力很难保障。另一个原因就是，要求进炉的烟叶厚度、品种、质量、重量基本一致，但这根本不可能，同一家人田地里种出的烟都有差异，不同人家就更有差异了，烘烤温度将就了一家，另一家就顾不上，怎么可能烤得好？”

　　“所以我认为，搞现代化，也要看看是不是适应我们山区的现代化。老百姓经不起折腾，现代化搞不好亏了本、赔了钱，谁又来补偿损失。”齐东说。

　　烟农与烟企利益两重天

　　烟农张华拿过一个水烟筒，美美地抽了一口，然后说：“这栽烟啊，真是件矛盾的事，每个烟盒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但为什么又要农民种烟呢？”

　　记者问他：“你平时买什么烟抽？”

　　他说：“不买，抽水烟筒，都是自制的。一包烟用8钱烟叶，却要卖到几元甚至几十元；我们卖1公斤烟叶的钱，还不够买一包烟。如果再被烟站压价，就更没得赚了。”

　　通海县委一位曾经分管过经济工作的退休干部说，烟农的利益与烟草企业职工的福利相比，真是两重天。有的烟一条就卖2000多元，而这些钱是农民种一年都可能挣不到的。

　　他分析，由于烤烟收购价是根据烟草行业的赢利水平来定，如果遇上企业压力大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生产环节上采取措施，这个时候，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企业的利益，所以对烟农来说，有时丰收了价格反而低了。而且随着物价的上涨，不能说去年5000元今年还是5000元，就是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也要考虑到生活成本增加和劳动力的价格。其实在国外一些国家，农民种粮和种烟的平均利润是一样的，都是12%。

　　他说，虽然烤烟是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因为种烤烟，农民选择种其他蔬菜的自主权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比如，在江川县的一个村，一些田地较少的农户，为了增加收入，在烤烟地里套种了黄豆、红薯、小瓜、辣椒等作物，且长势良好。一位下乡调研的领导发现了这一“问题”，质问烤烟辅导员，有没有认真宣传烤烟不能套种的事情。烤烟辅导员说：“都交代了，广播里讲宣传单上讲，但老百姓的观念很难纠正过来，再说他们也有很实际的需求。”

　　这位领导就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该村烤烟套种问题严重也很快上了当地报纸。消息称，“各县区要引以为戒，查找存在的问题，确保烤烟质量”。这一消息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说：“我们感到，农民的意识和农村传统的耕作方式还达不到现代烤烟生产的要求，农村烤烟种植水平下降的趋势还需大力扭转，各级各部门要大力推广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对此，通海县这位退休干部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过去在农村，最大矛盾是催粮派款，而现在，这些已经不存在了，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农村最大的矛盾。”他说：“对烟农来说，种烟有保障，种菜有风险。种烟因有国家政策保护，虽说有控制，但价格还算稳定，老百姓有一种预期的收益，知道自己种了多少烟，种到什么水平，可以有什么样的收入。但是，有时候种烟也是有风险的，比如种子风险，有时烟厂安排农民种实验品，这样产量就会减少或者卖不上价，农民也有想法。我们老批评农民落后，农民接受科技知识的水平低，但其实不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没有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没有机制来保护和承当他们的风险。”(张文凌)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感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本文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