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语　——

　　为了讨回合法的血汗钱，农民工满含无奈地玩轰动效应，成了中国很多城市风味相同的一道“酸辣菜”。不管怎么说，“跳楼秀”毕竟是非正常、不正当的讨薪手段，是与社会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但是一味地指责和惩罚并不能解除农民工跳楼秀背后的无奈与辛酸，在权利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的完善健全方面多用心用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但愿“跳楼秀”导演李某永远失业，“跳楼讨薪”的剧目不再上演。

　　声音

　　我很担心，总在劝他不要去跳楼，也不要叫别人跳楼。他总是满口答应，可他每次总禁不住别人的苦苦哀求，看着别人无助的眼神，他的心又软了，只好答应去试试。

　　——李某现任女友小贺

　　“有人说李某是跳楼讨薪的策划者、组织者，说句心里话，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有了他，我们讨钱时心里才踏实、有谱。很多像我这样的小包工头文化水平低，工程款长时间没法讨回，心里就乱了。而李某人很聪明，懂得很多，说话头头是道，知道怎么去讨钱。有好几次，都是他帮忙将钱要回来的。

　　——小包工头苏五能

　　“我怕了，我想向警方自首”；“我最大的希望是农民工不再为讨不到工钱而哭泣”

　　帮人讨薪，孝感男子屡屡“导演”农民工跳楼秀。此事经本报独家报道后，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前日，导演者接到百余个要求采访的电话。目前，他因担心自己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有意向警方投案自首。昨日，本报记者与导演者李某进行了深度对话。

　　谈经历

　　“包工头欠薪，害得我妻离子散”

　　28岁，身高1.67米，很瘦，双手布满老茧，左手拇指残留伤痕，一皱眉，额头布满川字形鱼尾纹。这就是跳楼秀“导演者”李某。

　　前晚10时许，在汉口唐家墩一处偏僻的民房内，记者与李某进行了对话。一楼8平米的空间内阴暗潮湿、异味扑鼻，没有洗手间，没有地方晒衣服，这就是李某和女友租住的房子，算上水电房租，每月150元。

　　李某说，1999年，他从孝感来到武汉，学了两年厨师后，转行做泥工。这些年来，他去了北京、黑龙江、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湖南、四川、湖北等，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武汉大概待了6年。干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他还欠别人4000多元未还，而无法讨回的工钱高达6万元。

　　记者：讲讲你的打工经历。

　　李某：(伸出布满老茧的双手)这都是我做工留下的印记，(指了指左手大拇指)这是在黑龙江做工时被铁锤砸的。兄弟三人，我是老大，18岁时被别人带出门。刚开始是学厨师，尽管做厨师不会饿肚子，但拿到的钱不多，两年后我就改行学做泥工，现在专门负责给人做装修。

　　干了几年后，以为带班能挣钱，就从老家邀约了20名老乡到武汉做事。从2004年到2007年，我带着这些老家来的农民工，没日没夜地干，可到结账时，工钱不是被包工头挪用了就是包工头卷款溜了。

　　那些年，我非常害怕回家过年。每到年前，总有农民工天天跑到我家要钱，父母只得好吃好喝外加好言好语伺候。没有拿到钱，我不能回家，总是在大年三十晚上9点钟才敢偷偷回家，次日大早就回武汉，以此躲避讨钱的人。

　　那些年，年迈的父母天天替我担惊受怕，即便过年，脸上也难得挤出一丝笑容。这些经历不堪回首，我害怕回到过去(眼睛湿润了，双手赶紧蒙住脸)。

　　记者：辛辛苦苦做工，讨不回钱，对你及家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某：(陷入痛苦之中)我2003年底结的婚，有个女儿。因为没有钱，从女儿出生到现在，我与她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没有钱，加上讨薪者频繁登门，妻子不堪其扰，2007年，她坚持与我离婚了。我至今还记得协议书上写有“欠债，无偿还能力，日子没法过”这一条。

　　第一跳

　　“当时我真想跳下去”

　　李某说，2007年，他曾在位于汉口谌家矶的某大学一个学院工地做事。工程完工后，学院将工程款如数付给了老板，但老板以各种理由拖延，拒不付钱。

　　那年冬天，他爬上了中南路某房产公司30楼楼顶。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跳楼吗？为什么想到去跳楼讨薪？

　　李某：是的。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以跳楼的方式讨工钱。那次确实是逼得没办法了。当时，我已经两年没回家了，妻子三番五次地闹，父母也是心力交瘁。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拿钱回家过年。讨要多次，最后，我想到了跳楼。

　　记者：当时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李某：那时想得很简单，一定要讨回钱，讨不到钱就跳下楼去算了。

　　还记得那次，我在楼顶站了很长时间，几乎快晕过去了，真想一下子跳下去。楼下不少好心人，包括民警都在劝说我。要不是他们劝说，说不准我现在已不在人世了。后来，欠钱的老板来了，一共付了我们31万元，我如数要回了3万元欠款。

　　当“导演”

　　“他们跟我一样可怜”

　　初尝跳楼讨薪成功的喜悦，聪明的李某发现，跳楼讨薪的成本低，成功率高。李某说，此后他还有一次跳楼经历。随后，自己再没有跳楼了，而是帮别人讨薪，“导演”农民工跳楼。

　　记者：求你帮忙的人是如何找到你的？

　　李某：我的人缘好，有很多朋友。每年过生日，都有三十至五十个小包工头一起给我过生日。一般都是他们找我的，或者引荐的。

　　记者：你自己的钱讨回来了就行，为什么要“导演”跳楼?

　　李某：不是我主动的，是他们多次找我，我们都是在一起做事的朋友，他们跟我一样可怜。

　　我非常痛恨欠钱的包工头，他害得我妻离子散，好端端的家庭被毁了。我不想看到更多的家庭被毁。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导演跳楼讨薪的情形吗？

　　李某：当然，很深刻。就是傅家坡长途汽车站那次，我是导演者，当然也是跳楼者，那是我第二次跳楼。

　　那天下着很大的雪，几十名工人涌到了车站，我和4名工人爬到楼顶，顶着大雪站着，当时临近春运，车站的人很多。

　　我给你们报社打了电话，还报了警。记者和民警都赶来了，省客运集团的领导也来了，还找来了欠款方的代表。后来，因担心出意外，营救我们的民警将警官证押在我们手上，我们就下了楼。6.8万元钱很快就拿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