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114没有登记铁佛堂村村委会的电话，只有铁佛堂村小学的电话。李红旗打电话到小学，想让对方帮助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人，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掉了电话。

　　李红旗再打去，对方又挂断。如此再三。

　　“他们大概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哪有隔了50多年，一个农民来送烈属证的，要送也该是政府送，对吧？”

　　李红旗说要给对方发烈属证传真件，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对方估计是怕李红旗再骚扰他们，干脆把电话撂一边，怎么打都是占线。

　　“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放弃。总得想点办法啊。”他和弟弟一合计，电话号码不都是按地区划分的吗，同村的号码，前几位总是一样的，差别在最后两三个号码。挨个打，还怕找不到铁佛堂村其他人？

　　他买了一张电话卡，打省内电话每分钟只需要一两毛钱。那个下午，他和弟弟一起，占着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轮流打。

　　尾数123，没人接。尾数124，空号。尾数125，不对……

　　在100元电话卡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铁佛堂村一家工厂的。

　　对方耐心听李红旗说完缘由，告诉他，村里的一个干部正巧在工厂检查工作，可以去找干部来听电话。李红旗顿时激动起来，“遇到好人了”。

　　虽然和村干部通了电话，李红旗并没有指望真能立刻找到陈玉山烈士的家人。毕竟，找了10年都没找到。他告诉村干部，烈属证上留的家属名字叫陈玉清。

　　4天后，李红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陈玉清。”

　　在电话里，陈玉清说他是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陈玉山小15岁。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他也已经70多岁。

　　铁佛堂村、陈玉山、陈玉清，还有年龄，都和烈属证上的对上了，唯有“香河”、“ 河”这两个地名没有对上。但李红旗认定，这个陈玉清就是他找了10年的人。

　　“我把烈属证给你送过去。”李红旗在电话里说。

　　“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啊？你不要？”李红旗愣了。

　　挂了电话，李红旗和家人讨论这件事。“他是不是怕咱们跟他讹钱？”

　　第二次通电话时，李红旗再次提出送还烈属证。“我不要你钱。我要是想挣钱，就不费那么大力气找你10年了。”

　　“不，你不能来。要是你送来，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你别给我送来。”

　　李红旗后来知道，陈玉清拿着烈属证复印件去了北京，找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过北京军区，最后找到了陈玉山烈士曾经服役的38军。老人的愿望很简单，请组织上派人去找李红旗，从他手上拿回烈属证，再由组织还给家人。在陈玉清看来，这样才是“规矩”的做法。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李红旗决定，还是亲自去陈家送还烈属证。

　　一见面，陈玉清就毫无悬念地哭了。他告诉李红旗，哥哥当年是和父亲赌气后离开家的，此后没了音信。1978年父亲临死前还在念叨：“你有个哥……叫山儿……这个逆子，我要死了，他都不回来看我……”

　　接到李红旗电话后，陈玉清特意去给父亲上坟，告诉父亲：“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烈属证上写着：陈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

　　李红旗一边哭，一边替陈玉清擦眼泪，他安慰后者说：“你哥真是个聪明人，他怎么就能料到这烈属证要几十年后才送回来，他要是填的父母的名字，我肯定就找不到了。幸好，你比他小15岁。”

　　哭的时候，李红旗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当初是父亲坚持要把烈属证送还家人的，但如今愿望成真，父亲却已经过世。

　　县里民政局听说了这件事，也赶来探望。领导说，要给陈玉清家落实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烈士家属，可以得到2000斤小米。“当年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2000斤小米可以养活好多人，甚至都能换到房子。你说如今谁还会在意那2000斤小米呢？”李红旗说。他安心的是，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李红旗用10年时间找到烈属证的主人，当地媒体最先报道了这一新闻。很多人都议论起这件事，这让李红旗看到了媒体的力量，他想要借助媒体寻找其他烈士家人。

　　他最先找到《天津城市快报》和《北京青年报》，把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和北京籍烈士吕奎才的信息刊登出去。一家报纸错把37岁的李红旗写成了“河北老人”。

　　“他们大概直觉认为，会做这样事的人，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吧。现在年轻人都讲物质回报，不做傻事。不过没关系了，我不在乎。我的目的就是找到烈士后人，只要能找到人，别的都不重要。”

　　很快，一位读者告诉邓淑清，报纸上登的好像是你家的小叔子。烈属证上吕奎才的家属名叫吕邦俊，正是邓淑清的公公。邓淑清并没有见过小叔子，她是50年代嫁进吕家的，而他的小叔子早在北平解放前就被抓了壮丁，并且，小叔子的名字不叫吕奎才。

　　李红旗清楚地记得，得到邓淑清反馈的这天，正是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我高兴坏了，觉得全世界的好事都赶一起了”。因为烈士的名字没对上，他在电话里建议邓淑清，去找老邻居打听打听。

　　过了一阵子，邓家装修老宅，居然在墙壁上的缝隙里，找出一包老物件，其中就有两张军属证。这两张军属证边角磨损得很厉害，证书本身几乎都要散成四块，一看就是历史久远。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吻合。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名字。

　　有关小叔子的事，倒是一些老街坊知道得更多些。“吕金财”是北平解放前三天被抓壮丁走的，此后再没回来过。家人是收到军属证后才知道他参加了部队，并且随部队在东北工作。因为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和书信，吕邦俊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找儿子。

　　“直到1958年，他被毛主席接见后，回来不再找儿子了。”邻居隐约记得，那似乎是毛主席接见革命烈士家属的一次活动。

　　吕邦俊于1963年去世。“吕金财”也从此被家人遗忘。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李红旗把烈属证送到邓淑清手里。这位从未见过小叔子的老妇人也伤心的哭了。“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