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文物局:“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申请”

　　5月15日，笔者来到北京市文物局，接待笔者的是安全督察处工作人员王东捷和文物保护处的王昕。

　　在本报2007年8月报道中，王东捷说，他们已接到无梁阁受损的投诉，并指派有关工作人员对无梁阁受损的情况进行了定时监控。目前，无梁阁的修复工作已被纳入近期古建筑修缮计划。

　　笔者问:“‘近期’究竟是何涵义，为何事发近两年仍未对无梁阁进行修缮?”

　　王东捷认为确定文物修缮计划的内容应属文物保护处职责范围;两年前接受采访所说的话“时间过去太久，记不太清楚了”。

　　“我们没有接到顺义区文化委员会或(无梁阁)使用单位关于维修的任何申请。”王昕说。她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反复强调对破损文物的维修必须要经过文物使用单位、文物所在地基层政府文管部门的申请，一定要遵照法律程序。

　　对此，李晓东认为:对于《文物保护法》，规定各项程序是为了更好、更高效地保护文物;为了严守程序忽视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质有本末倒置之嫌。《文物保护法》第四条所规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是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一切文物工作都要在此原则的指导下，依据相关具体的法律规定执行。撇开文物保护法的基本原则，疏于探究立法原意，机械履行行政职责，对文物保护有利还是有害可想而知。

　　就无梁阁遭损坏长时间未维修一事，“作为市级文物，北京市文物局是其主管单位，当然有权对无梁阁实施管理，这既是它的职责，也是它的义务。”李晓东说，“如果下级不予上报，市文物局有权进行催促，甚至直接组织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主动进行勘测、修复。”坐等不管，对待非常态的情况依旧沿用常态的处理方法，这种管理方式恐怕牵强。将“群众路线”进行到底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众多文物分散在民间，尤其是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的分布与居民点经常交织在一起。数量庞大的文物保护工作难以仅依靠有限的文物工作人员来完成。李晓东认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吸取党走群众路线的经验，走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的路线是可行的。

　　《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为走群众性文物保护路线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第十条规定，“《文物保护法》第七条第一款所列文物中有使用单位的，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没有使用单位的，附近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可以建立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对文物进行保护。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的活动给予指导。”

　　很多地方，尤其一些历史名城，如湖北荆门、河北邯郸、陕西咸阳在建立群众性保护组织方面，有许多好的做法与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一般由村委会或居委会干部和热心文物保护的群众组成;并且由文物保管机构或文物行政部门与其签订文物保护协议书;文物保管机构或文物行政部门要通过开会、讲解与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等方式指导文物保护组织;同时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和文物行政部门经常沟通，互通有无，并且定期和不定期地对组织中的群众给予表彰，以激发他们保护文物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对于无梁阁，李晓东认为，当地镇政府、区文化委员会应主动与无梁阁所处管理区的主管单位联系，共同商量对无梁阁的日常保护及造成损害的维修程序，为无梁阁选出由当地村民组成的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明确他们的职责，并为他们介绍有关石质古建筑保护的基本常识，有条件的话，可以学习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签署文物保护协议书，明确各方职责义务。

　　李晓东认为，无梁阁破损持续两年的情况，很大程度在于责任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如果形成有效的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并与文物主管部门及基层政府实现上通下达，就掌握了文物保护工作的主动权，将群众分布的广泛性、与文物的密切接触性、信息的灵通性及保护文物的责任感与文物保护部门的专业性、权威性相结合，才能达到文物保护工作的事半功倍。”李晓东说。(实习生李晓娟）